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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新批判”贫困 　　摘要：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是基于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出于对儒家义理的隔膜和对苏格拉底的严重误读，而采用一种简单的文化模式的比较而做出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就其方法论而言，“新批判”不过是沿袭了“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方式，并无新意；就其实质而言，由于“新批判”缺乏对儒家义理本身的研究，从而愈显贫乏和无意义。 　　关键词：儒家；新批判；主观感受；文化模式 　　 　　3年前，邓晓芒教授发表《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载《学海》2007年第1期)一文，其中，邓教授为批判儒家“亲亲相隐”而把苏格拉底解读为一位“赞同甚至鼓励”儿子控告父亲的形象；有感于邓晓芒教授对苏格拉底反讽(Socratic irony)的误读，笔者撰写《逻辑、理性与反讽》(载《学海》2007年第2期)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其商榷，此外，尚有其他学者对邓文做出了回应。接着，邓教授撰写总标题为《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载《学海》第4期)对我等再批评，有感于邓教授对中西经典和我等文章的三重曲解，笔者撰写《诬妄的批判》(载《学海~)2007年第6期)予以再回应。此后，邓教授撰写总标题为《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载《学术界》2008年第3、4期)第三次炮轰我们，笔者深感与邓教授脱离儒家文本义理的大批判周旋下去已无意义，于是跳出争论，转而撰写正面阐释儒家相关义理的文章。现在，邓晓芒教授把他与此争论有关的若干文章以及批判当代新儒家之代表牟宗三先生的几篇文章集结成书，美其名曰《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引用该书，只随文夹注页码)。邓教授在该书“序言”(曾以《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为题单独发表在《中国文化》2010年第3期)宣称他对儒家的批判应当是有好处的，“关键就看儒家信徒愿不愿意、敢不敢接受这一时代挑战”(序言，第11页)。邓教授之前还曾引用苏格拉底的话，“可是你走了，我的希望全部落空了”(第132页)来讽刺我等高挂免战牌的策略，又言犹未尽地说，“胡先生的另外三位战友及时罢手收兵，还是比较明智的”(第158页)。基于邓教授的“诚恳”挑战和??三挑衅，笔者觉得有必要适当回应，也为3年的论战稍作总结。 　　 　　一、以个人遭遇衡论儒家伦理的谬误 　　 　　邓晓芒教授在《儒家伦理新批判》的序言即“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中，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了他之所以要“死揪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放，非要打倒在地誓不罢休”(序言第4页)的原因。首先，邓教授通过诉说其家庭情况和“心路历程’，来解释他批判儒家的“真正动机”(序言第4页)。关于邓教授的家庭，据其叙述，有三个关键点：其一，其祖父是乡下私塾先生，其父有些“旧学功底”；其二，邓教授的外公和父亲在家中都极为暴虐和专制，甚至有些变态，其父还是“令人恐惧的权威形象”(序言第5页)。其三，其母则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受害者。我对邓教授的家庭遭遇尤其是其母亲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我并不赞同邓教授对家庭问题的文化解释。邓教授说： 　　现在想来，父亲的行为是矛盾的：他既知道封建思想是落后的、反动的，在政治上他不屈从于权势和不公正的压力，但他在家里的行为却是典型的封建专制，没有民主，没有平等，只有暴力和权威，他把他的子女甚至我母亲都当作自己颐指气使的奴仆(序言第5页)。邓教授既然把其家庭遭遇置于“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的标题下，言下之意非常明确，他认为其父的暴戾与专制是“封建”文化，亦即其父的“旧学功底”，亦即他所批判的中国文化和儒家伦理熏陶的结果，其父的权威也是儒家权威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具体体现。不难发现，这其实是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和“文革”时期批判儒家的一项重要指控。就此而言，邓教授所谓的“新批判”并无新意，如果说有点新意的话，那就是他试图以个人的家庭遭遇来证实此种指控。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教授的文化解释很成问题。其一，他的外公和父亲的行为，到底与儒家伦理有何干系?儒家伦理一向强调家庭和睦，父慈子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但也没有给父亲的专制权威和毫无道理的暴戾以学理上的支持。相反，儒家一贯主张，当父亲有过错时，儿子应该劝谏其父。《论语?里仁》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内则》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间，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在此，儒家虽然强调儿子的劝谏方式应该柔声下气，即使父亲动粗施暴，也应起敬起孝，不生怨心；但是，儒家更为强调的是儿子有劝谏父亲迁善改过的义务，以至于以“挞之流血”为代价而不敢废弃谕父母于道义。孟子说“不孝有三”，通常只提“无后为大”，其实，据赵岐注，第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