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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改”让受灾农户有了重建“资本” 　　地震极重灾区都江堰市也是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试点地区,其中鹤鸣村率先在成都市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此基础上,该村把灾后重建和统筹城乡结合起来,再次创造出了新的“成都经验”。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八组村民韩家奎看着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子,满足地笑了。“我的房子有142平方米,我每天都到工地上看看。”在临时搭建的“家”中挂着他做客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时的照片。作为“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的村民,他显得很自豪。 　　其实,韩家奎的自豪源于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鱼鳞图”的大智慧 　　 　　“产权制度改革刚开始时,我们村干部就分析,第一轮土地联产承包改革让农民吃饱饭,第二轮土地联产承包让农民吃了‘定心丸’,这次改革应该还是有好处。”作为最早的试点村,鹤鸣村党支部书记刘文祥表示。历史沉淀下来的“王明祥难题”在确权中带有普遍性。2001年,鹤鸣村七组村民刘怀俊外出打工,将他的1.8亩地交给了邻居王明祥,并在本组会计的账上将其划转到王明祥名下。这次确权,刘怀俊就提出,这1.8亩地,他有承包经营权证,应该“确”给他。王明祥不同意。 　　“经过‘议事会’调解,刘怀俊有证,他有权利;但王明祥尽了义务,因此,1.8亩地一人一半。两人都接受了。”鹤鸣村七组组长余跃告诉记者,产改后,特别是地震发生后,群众的产权意识普遍增强,主动改、愿意改、盼望改的意识明显有了提升。 　　为了显示透明,柳街镇从600多年前的“鱼鳞图”获得启发,开发了“鱼鳞”数字化系统,通过测量和结合卫星地图等,精确地确定了农民土地的权属。鹤鸣村每家每户都在全村土地“鱼鳞图”上面摁上指印,看起来就像鱼鳞一样。柳街镇镇长程国忠说:“在这张全村地图上,每一块房屋、宅基地、承包地、林权的归属都一清二楚。” 　　“这张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鱼鳞图’即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都江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武告诉记者。 　　产权制度改革中各种问题虽然层出不穷,基层的主体作用和民间智慧得到了创造性地发挥。“政府在其中也非常注意不能激化矛盾,所有的问题特别是人地矛盾得到了彻底解决。因此改革的整个过程平实有序。”柳街镇党委书记高尚说。 　　这是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产权制度改革为灾后重建“雪中送炭” 　　 　　2008年3月3日,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启动改革。当月底,35户村民首批拿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确权后,农民手中拥有的权证“含金量”在于:持证的农民可以将承包地以多种方式流转,进而获取各种收益。对此,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形象地比喻道:“农村‘产改’相当于揭开一个蜜蜂窝,当我们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后,就如同把蜜蜂都驯服了,我们才能享受蜜蜂窝中的蜂蜜。”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大地震发生了。 　　从2008年7月以来,都江堰市相继出台并实施一系列重建政策,将重建与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有机结合,进一步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 　　“土地是老百姓的生存资本。”柳街镇党委副书记程国忠说,“这次确权,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不仅在增收上找到了出路,而且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作为极重灾区的农民因为手持“权证”,其资产受法律保护,通过市场,把资源变成了资本。 　　对村民实行“拆院并院”或者引入社会资金,村民按宅基地大小整理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村民每户房屋所占用集体建设用地外,多余的集体建设用地实行流转。这样,村民每户按人口都能分得一套房屋,若宅基地较大的,还有现金留用,从而成功破解灾后重建的资金“瓶颈”,通过资源换资金,轻松实现了灾后重建。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在灾后重建中得到了充分运用,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按照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发放耕地保护基金,种粮食的一类土地每亩360元/年、栽树木的二类土地每亩270元/年。鹤鸣村现已发放人民币约8万元,让80多户农户受益。因此,每户村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得到耕地保护基金的收益。 　　 　　“脚下的土地从资源变成了资本” 　　 　　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都江堰市为受灾农户提供重建融资担保,解决贷款无抵押担保物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了灾后重建巨额资金的筹集难题。 　　全面激活的农村产权流转更加顺畅,生产关系的优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家名为通达农业生态有限公司的企业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鹤鸣村约1100亩地的经营权,用于种蔬菜、花卉,并且按每亩每年425公斤大米折资约1400元支付租金。王明祥流转了4亩地,仅此一项,他可获得5000元左右的收入,比以前种地收入增加了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