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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产到户第一村”小井庄风雨30年 　　小井庄，江淮流域之间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位于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西南面。 　　30年前，山南镇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小井庄则是包产到户创举的一个缩影和橱窗。 　　30年过去了，因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当地农民的改革传统，小井庄依然是农村改革推动者们的宠儿。 　　小井庄农民李祖忠家的老屋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座土房子顶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外墙上贴着整齐的麦秸，就像30年前一样。 　　正在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的小井庄拆除了很多老房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徽派风格两层民居。 　　但李祖忠家的老屋不仅不会被拆除，而且将会被继续完好地保存下去，因为这间小屋见证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肇始。 　　围绕这座老屋，小井庄投资数百万建成了同是徽派风格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是中国农村首个包产到户纪念馆，2005年5月1日正式开馆。 　　纪念馆正门左侧的整面墙壁刻着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31日的一段话：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李祖忠如今的工作就是一边照看纪念馆，一边在纪念馆内自己的老屋前向参观者和学生们讲述小井庄风雨改革30年故事。 　　 　　“黄花会议” 　　 　　小井庄所属的肥西县位于安徽中部，江淮流域之间，境内大面积丘陵地形和丰富的水系使其适合农业生产。 　　30年前，与其他地区一样，小井庄也是实行“大呼隆”生产方式：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一个被经常提起的故事是，当时的一个女社员早上出工前需要左手抱着孩子喂奶，右手端起碗喝稀饭，一只脚还伸进地上的盆里和猪食。 　　李祖忠当时是小井庄的会计。令其记忆深刻的是，从1966年开始，小井庄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是6万斤，被称为“老6万”。 　　??苦的劳作从未使6万斤的总产量被突破过。 　　这6万斤粮食除去公粮、统购和种子，全村98口人还剩人均口粮(包括山芋、南瓜)450斤。 　　“每天两顿稀的，中午吃南瓜糊。”李祖忠说，“好在还饿不死人。” 　　直到197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肥西县遭遇了800年来的第五次严重的旱灾。县志记载，前四次大旱中有三次出现了“人相食”，另一次也是“野有饿殍”。 　　春天开始，全县几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经绝收，秋种再种不下去，来年的饥荒不堪设想。 　　对饥饿的恐慌使得村里30多口人选择外出逃荒。村干部们焦急地商量如何度过绝境，李祖忠是其中一员。 　　其他生产队也在思考。这年9月15日的晚上，同属山南镇的黄花大队召开的“黄花会议”，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黄花会议”由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20余名党员参加。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如何在1979年多收点粮食度过饥荒。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 　　对饥饿的恐慌和对违反政策的恐慌同时折磨着油灯下的农民。 　　幸好“责任田”对安徽农民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名词。1957年、1959年、1961年安徽曾出现过三次短暂的“责任田”。 　　其中第一次是土改过后，刚刚分得土地尝到甜头的农民们用私分田地来对抗令其反感的合作社运动。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后的1959年搞的。第三次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挂帅，先在合肥郊区试点，成功后推广到了全省85%以上生产队。 　　三次责任田不但让安徽农民尝到了甜头，甚至让外省羡慕为“喘了口气”，虽然都在一轮一轮的批判中夭折。 　　这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已经公开了较为松动的“安徽六条”和“借地度荒”的政策，提出：“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单独划出借给农民耕种……鼓励农民利用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空闲地和开荒地多种粮食蔬菜，谁种谁所有。” 　　但全国依然处于“三面红旗”(即1958年推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三项核心工作,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宣传高潮之中，肥西县境内也还有学大寨的示范镇。 　　最终，被称为“汤大胆”的汤茂林和党员们拟定了一个计划：对外称为“四定一奖”(即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 　　9月18日，黄花大队全体社员会议同意包产到户，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社员们陆续下地播种。 　　“黄花会议”很快波及整个山南区乃至整个肥西县。到1980年春，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