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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所描述“东方” 　　爱德华?Ｗ．萨义德（１９３５～２００３），美籍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已于今年９月２５日去世。本刊从其名著《东方学》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志纪念。―――编者手记 　　人们用许多词语来表达这一［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贝尔福和克罗默［注１］就用过好几个。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要使这一简单对立关系不那么单调枯燥，不可忽视下面这一事实：东方人生活的世界虽与西方不同，然而却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有其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论的独特特征和内在一致的原则。然而，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关于???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表达方式来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 　　人们是否可以将人类现实划分为―――人类现实似乎已经被划分为―――具有显著差异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甚至种族而能全然承受这一划分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是否能全然承受此划分的后果，指的是是否有办法避免，比如说，将人分为“我们”（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所显示出来的敌意。因为这类概括性区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用来强调一些人和另外一些人之间差别的重要性，通常会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当人们使用东方人和西方人这样的范畴作为学术分析、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时（贝尔福和克罗默就是这样使用这些范畴的），其结果通常是将这一区分极端化―――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并且限制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接触。简而言之，从一开始直到现在，现代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国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东方”与“西方”的僵化区分所产生的下面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将思维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或东方的狭小的车厢内。由于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 　　为了更好地阐明我的观点，不妨举一两个当代的例子。拥有权力的人会经常审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贝尔福经常这样做。我们的同代人亨利?基辛格也这样做，很少有表达得像他的“国内结构与对外政策”一文那么坦率的。他所面临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美国在处理其在世界上的行为时必须面对国内力量和国外现实的双重压力。出于这一考虑，基辛格的话语必须在美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确立一个两极对立的关系；此外，他当然意识到自己是以美国这个重要西方强国的权威声音在说话，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和现实状况使其不得不面临一个不那么乐于接受其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世界。基辛格感到，美国处理与工业化的、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容易得多。同样，美国与所谓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印度支那、近东、非洲和拉美）的当代关系令人棘手，这一点甚至基辛格也无法遮掩。 　　在这篇文章中，基辛格以语言学家所说的二元对立作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他表明，对外政策有两种类型（预言性的和政治性的），两种技巧，两个时期，等等。当文章在历史回顾部分的结尾处直接面对当代世界时，他将这一世界相应地分为两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一部分，即西方，“深信现实世界是外在于观察者而存在的，知识由对数据的记录和分类组成―――越准确越好”。基辛格提出的证据是牛顿引发的科学革命，这一革命未曾在发展中国家发生：“未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那些文化继续保持着下面这一本质上属于前牛顿时代的观念：现实世界是几乎完全内在于观察者而存在的。”因此，他补充道，“与西方国家相比，经验现实对许多新兴国家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未经历发现这一经验现实的过程。” 　　与克罗默不同，基辛格在论及东方人的不精确时不需要引用阿尔弗莱德?赖亚尔爵士；他所做的论断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不需要特别的论证。我们有牛顿革命，他们没有。因此，作为思想者，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好。很好：所用的方式最终与贝尔福和克罗默的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在基辛格和英国的帝国论者之间有着６０多年的时间距离。无数的战争和革命有力地证明，基辛格既与“不准确”的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也与维也纳会议［注２］之前的欧洲联系在一起的前牛顿时代的预言性类型并非完全没有取得过成功。基辛格―――这一点与贝尔福和克罗默不同―――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前牛顿的视角给予必要的尊敬，因为“它为当今的革命风暴注入了润滑剂”。因此，在牛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