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功过自有后人评.docxVIP

蒋梦麟：功过自有后人评提起北大校长，你应该非常熟悉蔡元培，了解一些胡适，或许知道傅斯年，但几乎未曾听闻蒋梦麟。事实上，在北大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但在他离开之后的北大校史中，蒋梦麟却成了被刻意淡化的一个名字。 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结于1919年，当年他辞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之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早前在绍兴时的这位得意门生委以重任。五四运动后当局施以的压力，迫使蔡元培在1919年到1926年间数度“托孤”，指定蒋梦麟代行职权。1930年冬天，蒋梦麟正式继任北大校长。抗战期间，北京大学犹如一叶扁舟，落入飘摇风雨中。为了躲避战乱，蒋梦麟组织了从北京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的北大师生万里迁徙。在与清华、南开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长沙时称“长沙临时大学”）中，蒋梦麟与梅贻琦和张伯苓共持校务。其后战事持续蔓延，大批逃难人群接踵而至，使昆明陷入喧嚣、嘈杂和物价飞涨之中，蒋梦麟于是再度组织联大师生转移到云南蒙自。在治校中，蒋梦麟有意识地发扬光大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并且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培养特长。他取消了教授终身制，开创了北大“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新时代，推动北大成为全国的教育和学术中心。傅斯年对他的评价是：“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蒋梦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求学经历让他的民主意识比较鲜明，在行政体制的搭建中发挥了正面的效应。他也是有担当的领军人物，把选聘新人的工作交给各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活儿则由他独自承担。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下，硬币的另一面——“纪律弛，群治弛”也逐渐显露，尤其在他掌校的后几年，学生运动乃至教员运动此起彼伏。对于学生参与政治斗争，蒋梦麟素来极为反对。一是因为，政治斗争总是难以避免无谓的牺牲生命；二是他认为，救国的基础是“文化之增进”，这是摇旗呐喊的运动无法企及的，“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纠正干涉，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蒋梦麟代任校长时，“三·一八”惨案夺走北大数名学生的生命，蒋梦麟眼见学生牺牲却无法挽救，在追悼会上悲愤陈词，放声恸哭。当他无法阻止运动发生时，只有以一己之力提供保护。1941年，一场“批孔”（“孔”为孔祥熙）示威游行浩浩荡荡地展开，蒋梦麟暗中随行保护，准备在必要时出面与军警调解。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受宋子文的邀请，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起初他仍想继续留任北大，等宋子文离任后再回来重掌大局，竟忘了“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是1929年他亲自制定的规章条文。加之北大内部掀起了“倒蒋举胡”的风潮，教员向当局要求校长一职应由胡适接任。蒋梦麟只好彻底退出北大和西南联大，自此弃学从政。作为战乱时期的北大功臣，为何蒋梦麟会如此轻易地决定离开北大，离开时又为何是如此难堪的局面？根据公开史料推断，原因或许有三。原因猜想之一：虽然西南联大战抗战时期在后方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但是三所高校临时合为一体，摩擦矛盾也难以避免。例如，蒋梦麟力主联大学生从昆明迁至云南蒙自时，多位教授表示并不认同，原因是校址与机场几乎相连，一旦战事弥漫至此，战机可能选择此处起降，西南联大所有人员、设备、图书、校舍将再次被迫迁移。类似矛盾累加起来，形成了积怨。原因猜想之二：从五四运动开始，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就未曾休止，复杂的社会形势，加上校园之外共产党员、国民党员的支持，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就像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甚至曾有一次学校按照常规收取讲义费，也立即遭到学生集会反对。蒋梦麟身为校长，出面劝解学生、调和矛盾的家常便饭之外，他本人也深受其害，曾有一次因拒绝了学生们的一个要求，被盛怒的学生围攻，关在办公室里几个小时。时逢乱世，他的精神压力见诸笔端，治校信心已渐渐耗损。原因猜想之三：蒋梦麟与第二任夫人陶曾谷从新婚开始，身边朋友的非议就持续不断。陶曾谷本是蒋梦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的秘书，同时是他同事高仁山的妻子。高仁山遭北洋政府枪决遇难后，蒋梦麟宣称要尽朋友之责，要“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于是抛弃原配，改娶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在昆明时，善于交际并且虚荣的陶曾谷，经常带领联大女学生前往美军司令部，陪美国军官跳舞寻乐，自认“名媛”，引发了联大教师的愤慨。陈寅恪的诗作“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腾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正是那“商女不知亡国恨”般荒唐场景的写照。另外，在物价飞涨的抗战年代，比起教授们拮据困苦的生活，当局政府官员的生活却相当奢华，有一个公认的论断是，蒋梦麟从政的背后，陶曾谷的“枕旁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去，竟是永别。1948年，蒋梦麟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从事他在美留学初期学习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