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下的税收 寻道篇.docVIP

传统文化下的税收治理思考 寻道篇 最近，facebook联合创始人萨维林为规避税收放弃美国国籍，转而加入新加坡国籍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惊异的发现，再美好的税收法律设计，再严密的税务执法管理对此都无能为力，法制失灵在这一刻表现的是如此的明白和张狂，接着同样的事情在法国继续上演，法国的国宝级演员、有“大鼻子情圣”之称的杰拉尔·德帕迪约为了逃避高额“富人税”而成为俄罗斯的公民，央视也报道英国的富人通过税务筹划，实际缴纳的税收比例远远低于穷人。 　　这一切都让我们对于现有的税收治理理念及方法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也对如何突破现有的税收治理思维进行一定的思考，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税收治理路径。 　　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从江泽民时代的“以德治国”到胡锦涛时代的“八荣八耻”，从税务系统以和谐税收为基点的纳税服务、纳税信用等级到最后的税收文化建设，我们一直在税收治理上进行道德建设的尝试，也是在利用传统文化构建适合中国税收治理的一种表现。但这些还不够，这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税收治理思想还显得很零碎，有实用主义的味道，没有从顶层进行系统的设计，本文就是想从这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对传统文化在税收治理上的影响及利用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梳理，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法治的困境 在传统的观念中，我们总认为法制越完善越好，执法力度越严格越好，这种观念主宰了我们的思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在国家治理上出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如腐败、房地产调控、上访等，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习惯。不可否认，法制建设在我们国家治理过程中是重要的，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我国在法制建设上的确有很多的欠账，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 为什么在强调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强调“以德治国”，因为单纯强调法制建设会让我们忽视法律的道德性、社会公平正义等重要问题，也会让法制的执行遇到很多的问题，形成法治困境。 法治困境的表现之一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开放，我们的立法数量激增，执法力度加大，但社会仍然混乱，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感觉；而这一切问题又得到“法治还不健全”这样似是而非的结论。结果是国家推进“法治”的正当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而法治的实惠却未能落实。比如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上访问题等等。 法治困境的表现之二是执法困境，假如执法的过程是严肃和认真的，大规模的严格执法是不可行的，容易引起道德和社会的反弹；而假如执法的过程中是单个和非法的，执法过程也容易受到各种干扰和质问，执法也不可行。所以我们常见的只有“运动式执法”和“群众性执法”，导致严格执法成为走过场。 比如2012年的沈阳打假罢市事件。该市年初召开的打假工作会议，“要向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展开新一轮凌厉攻势”，并深入推进无假社区、无假市场、无假商场、无假企业的创建工作。但严格进行执法并处理后，根据媒体报道称，7月份开始出现有城市部分商户关门歇业的报道。于是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指责，认为当局是因筹办全运会资金缺口达数亿元，为此借打假名义大幅扫荡商铺，乱收罚款。严格的执法行动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伦理道德的“该不该”的问题。 类似的例子还有2013年两会期间的广州城管事件，广州的一个妇人带着女儿街边卖番石榴，被没收了水果刀，妇人索要吵骂，城管就说“要不是看你带着孩子，我绝对打你”。城管果真冲过去要打，妇人应激用水果砸向他……城管就掐着妇人的脖子，反绞其手。于是城管执法就就引出：你不脚踏实地去抓特权车、形象工程、毒牛奶，却拳打脚踢违章小贩这样的道德质问。 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质问是无理取闹，因为大规模的严格执法必然会碰到传统文化、道德、习俗等的问题。什么是法律？法律从社会学的角度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种新的行为约束，严格地执法就表示这种秩序和约束要快速、强行进入一个人或一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必然要求对原有的秩序和行为进行直接的改变，但原来的秩序和行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否则不能存在。同时人是惰性的，改变意味着未来不可预见，在没有看见直接的利益时，没有多少人愿意改变自己，这样就会造成秩序和行为、理念的新旧冲突。这时，新的秩序和理念就要证明比旧的更具有优势和合理性，表现在感观上就是法律要具有更好的道德性、正义性，更好地符合传统文化和伦理价值观，这样法治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才能顺利实施。否则，严格执法在民众的心里就会产生“暴政、苛政”的心理。 这样的质问在税收治理上同样存在，2012年10月30日新华社报道：党的十六大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也稳步增长。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１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