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修改后的).docVIP

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摘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居中心地位，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发端于商周时代，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突出体现了这一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 “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2]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3]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4]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之一。在我国最早的传世古籍《尚书》里，就已经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主张。回顾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时期第二个时期从秦汉开始一直到唐五代第三个时期从宋代到晚清。第一个时期是先秦时期。西周建立之初，周人汲取殷商覆亡的历史教训，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一系列敬天保民的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发表各种重民的主张。诸如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仁者爱人”，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代表了对三代民本思想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化，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价值追求。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尚书》中就已经提到了“重我民”，这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西周统治者周公有鉴于殷商亡国的教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墨家把“爱利万民”、“为民父母”作为王者受天命、作圣人的必备条件。《吕氏春秋·务本》提出“庙宇之本在民”，《管子·霸言》则说：“夫霸王之所使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法家则直接提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命题。 系统阐述民本论思想的当然还要数儒家。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5] “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6]孟子更是直言不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劝统治者要“制民以恒产”。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