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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 ——以广州市为例 摘 要：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于1958年在美国肯塔基州首次提出并应用，它被视作一种严格控制蔓延并引导合理增长的规划途径。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求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本文以广州市为例，从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出发，分析各项城市建设生态限制因子，运用GIS空间分析模块，综合评价得到城市限建指数空间分布，据此模拟不同城市人口规模情景下城市增长边界，最后根据人口规模预测确定相应的城市增长边界。本方法体现了《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先底后图” 思路，优先划定城市生态资源控制范围，保障城市生态安全。而同一时期不同人口规模情景下城市增长边界的分析，也可以视为不同时期城市增长边界的模拟，表明城市增长边界是在刚性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可调整性。 关键词：城市增长边界， 非建设用地， 生态优先， GIS，广州 前言 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于1958年在美国肯塔基州首次提出并应用（Ding， 1999）。它一般是通过划定允许城市发展的界线，划出若干“拟发展区”供开发公司发展，各发展区之间用永久性的绿带隔离，并以公共交通将他们连接，然后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开发密度，在必要时可调整（张庭伟刘海龙，2005）。城市增长边界被视作一种严格控制蔓延并引导合理增长的规划途径，在美国许多城市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我国一些城市空间扩张引发出生态环境问题，诸如绿色开敞空间的、生态等。为了保护城市自然生态资源，引导城市空间合理增长，国内多个城市开展了相关规划，包括北京环城绿带规划、、深圳生态控制线规划、无锡非建设用地控制规划等。200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提出：在开展城市总体规划时，要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它的颁布实施无疑会极大促进该项工作的开展，但如何科学地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成为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就是以生态学思想为指导，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优先划定城市资源控制范围，将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自然系统均划为非建设用地，通过对非建设用地控制，形成科学的生态安全格局。其目的在于维护和优化区域整体生态结构，发挥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障城市发展的生态安全。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在综合分析各种城市建设生态限制因子的基础上，从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出发，模拟不同城市人口规模情景下城市增长边界的范围，根据人口规模预测的结果确定对应的城市增长边界。 广州市城市空间增长过程分析 广州市城市空间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前都比较稳定，70年代开始向东延伸，80年代以后向外快速扩展，90年代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绵延范围，城市蔓延的现象开始出现。1978年，广州市建成区面积54.6平方公里，1993年达到206.6平方公里，2000年番禺、花都撤市改区后达到526.4平方公里（苏建忠等，2005）。 2000年，广州市在国内率先开展城市战略规划，突出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优先的原则，开展了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综合交通三项专项规划，并提出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八字方针，成为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战略规划实施后，广州城市发展成效显著，城市建设合理有序开展，城市空间格局全面拉开。截至到2006年底，广州市建成区面积为779.9平方公里，城市空间拓展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花都中部、萝岗南部、番禺北部以及南沙东南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国家实施更加严格的土地政策，以及广州市“中调”战略的提出，新的发展背景要求广州市在谋求未来城市空间发展中，既要考虑满足增量的需求，又要注重空间质量的提升，实施外拓与内优并举的空间增长策略。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目的就是明确适宜城市建设的区域，强调要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高质量城市发展。借鉴国内城市相关研究先进经验（龙瀛等，2006），根据广州市实际情况，我们将限建城市建设的生态要素综合为水源保护、湿地水体保护、自然林地保护、农田保护、矿产资源、地质灾害等6个方面，27个限建要素。根据各个限建要素相关法规、规范、规定，得到生态因子对城市建设限制强度分布。 以GIS为分析平台，综合各个限建要素，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得到广州市生态限建指数综合评价，用以表征对城市建设的限制程度。该值越大的地区，表明城乡建设环境成本越高，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越不宜进行城市建设。 表1 广州城市发展限建要素一览 序号 类别 要素序号 限制要素 水源保护 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 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 地表水源准保护区 地下水源一级保护区 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