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敦煌大族.docVIP

汉晋时敦煌大族略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视家族文化的教育、传承。历史上由于官学的普及程度较低，上层王公贵族，官僚大族子弟可以有条件进入官学读书，平民百姓的子弟只能依靠民间流传的书目阅读，因此，家学在此犹显重要。“家学”在此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在家开设私塾教书，更重要的是家族那种主体的思想意识的代代传承，以及家族藏书对后代文化的重大影响。有些家族之所以经久不衰，不在于什么家财万贯，金玉满堂，更重要的在于祖先设立了一种有利于家族长远发展的道路，那便是遵循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条经久不变的定律“学而优则仕”，以文化教育来使子孙自我壮大，这一状况的产生也与中国科举制度，以及官僚制度的大力发展有很大的联系。此情形《红楼梦》中贾府的情况便是以很明显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族文化传承不息，代出英才便是也是以上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例证。如、吴越钱氏，曲阜孔氏等等大族。 　 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最繁盛，最活跃的莫不为春秋战国。此百家争鸣，文化空前繁荣为后世所鲜见。儒、道、法等诸家思想对后世2000多年有重大影响，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方面。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为大分裂，大混乱时期， 各诸侯国之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统一“国人”的思想，而大一统的王朝便为了巩固统治去统一人民的思想。因此，各种思想和文化以及主张，便在春秋战国这一混乱分裂时期找到了适合各自发展的土壤，大力发展。一到统一时期，国家必然会找一家思想来进行文化一统。同时，一些其它文化便隐溺于民间，而得不到很大程度的发展。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失去很多原来的本色。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是，家族文化并不像以上传统的别家文化不同，它需要一个安定的，静谧的发展空间，便自己的文化不断传承。敦煌大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而得到了快速的，巨大的发展空间。 　　汉晋时敦煌大族形成并发展到鼎盛阶段，对此一时期的敦煌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到汉末魏晋时期涌现出许多在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著名人物。 西汉后期，一些中原汉族家族如索，曹，张，伊，令狐等由于犯罪，避祸或拓边、征战的原因，西徙敦煌并定居于此。东汉前期，他们通过立功西域等途径，出任官职，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东汉后期，他们从武力军功转向儒家文化的学习，以经学传家，并以通经致仕，为官为宦，进而使其家族成为儒家世家，到魏及西晋，这些家族的人物精通经纬，其学术文化领先全国水平。而宋，阴二氏大约也在此通过武力崛起，挤身敦煌大族之列。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部分“礼仪”中说：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论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陈先生的此论述也证明了这一时期敦煌大族文化传家的特点。 紧接着，陈氏引录《三国志·王朗传附子王肃传》云：“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裴松之注曰：“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 陈寅恪氏认为，“当东汉末中原纷乱，而能保持章句之儒业，讲学著书，如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之流，俱关陇区域之人，则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转移，其事深可注意也。” 　　《三国志·仓慈传》记载他于魏明帝“太和中（227~233），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 　 　　西晋时期，最著名的敦煌大族是出身“累世官族”的索氏，另外还有张氏、汜氏，在西晋政治文化舞台上非常活跃，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历史人物。 《晋书·索靖传》云：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虎甘、索紾、索永俱造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傅玄、张华与靖一面，皆厚与之相结。 　　这五人中，索家占三，氾、张各一，说明了索氏家族在文化传习上的优势。他们一方面在敦煌得到家庭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又到京城洛阳的太学中学习，与中原学术水准保持一致，由此驰名海内。后世李暠曾对他的儿子说：“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 　　所谓“天下全盛时”，系指西晋统一时期，“海内犹称之”与索靖等“敦煌五龙”“驰名海内”相对。至于“况复今日”，则是李暠对西凉的自誉夸饰之词。但敦煌郡“实是名邦”倒确非虚语，原因是什么呢？李暠认为是“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李暠对诸子说此话是在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