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传统文化讲座共选课件第四讲汉唐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幻灯片.pptVIP

* 在裴頠看来，“存宜”完全出于人的内在情感需要，“择乎其宜，所谓情也”。裴頠的崇有论，站在维护礼制的立场上对儒学思想的建树有一定的深刻性，虽然他仍是一个玄学家。与阮籍、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向秀则表现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向秀与嵇康、吕安友善，曾共同隐居山林，后来，嵇康、吕安被杀，向秀入京为官。 * 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士之志，为什么到这里来？”向秀回答，“隐者只是有所不为之士，与儒家圣人之心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个应答的确反映了向秀对儒学名教的看法。向秀把人的心智情欲，乃至社会伦理道德都归结为“天理自然”。这里，他所谓“自然”与何晏、王弼的“以无为本”已经有较大的区别，“自然”意味着理或天理的自然法则。 * 人有情有欲，出于自然法则，不过需“节之以礼”；礼出于人伦，人伦也源于自然法则。这些正是对儒学名教的充分肯定。郭象是玄学思潮的最后总结者，他综合以前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最终完成统一名教与自然的题目。郭象否定了有超越于万物存在之上的“道”、“无”，存在是“自然而然”、自己这样，没有使之然者。 * “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耳”。“块然自生”便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生而生”。这就是郭象的“自生”、“独化”说，它完全否定了神学目的论与自然决定论。自然既是万物的存在形式，也是万物的根本性质。如此，郭象又引出“性分”的概念。 * 因为万物的“性分”都是自然而然、完全自足的，因此无所谓大小、高下的差别。万物都以自身为标准、为“极”，只要完成了性分之内的自我实现，也就实现了自由。关键在于，郭象把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社会伦理的仁义道德，也完全归结为“性分”之内的事情。就是说，“名教”与“自然”是完全合一的。 * 对君臣、父子之义的逃避，反而成了超越性分、违反自然的庸人自扰的行为了。社会就是自然，自为就是无为， “庙堂之上”就是“山林之中”（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身处庙堂之尊，心不离山林之野），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合一，是郭象融合儒、道的方法论的主要特征。 * 所以说，在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中，庄子不仅仅是传统的“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而且还能“明内圣外王之道”，倡导“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此时的玄学不仅最后完成了儒道“名教与自然”的协调，而且也将玄学的理论思辨水平推到了顶峰。 * 当然，在玄学兴盛时，反选学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息。如杨泉著《物理论》，提出“所以立天地者水也”，主张“宣夜说”——宇宙天体充满气，日月星辰浮其中；欧阳建著《言尽意论》，“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强调言尽其意而名符其实。 * 鲁褒著《钱神论》针对西晋惠帝元康之后世风崇富尚奢：奢侈与腐败相伴、贪婪与吝啬并存——王凯与石崇比富赛奢、七贤之一的王戎取仁卖李，指出“官贵名显皆钱所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子夏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 * 鲍敬言针对道德堕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著《无君论》，认为君主的存在只是维护着强凌弱、智诈愚、众暴寡的不合理，是世道一切灾难痛苦的根源，所以提出废掉君主、听民自治。也有学者把裴頠的《崇有论》列入反玄学的阵营。实际他们是对玄学思潮的一个重要补充，共同构成了魏晋学术的华章。 * 郭象后，玄学思潮随着西晋的灭亡、东晋的南迁仍然四处曼衍，不过已日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佛教与佛学的繁荣。东晋偏安，玄学过江，由于有豪门士族的护佑，卒子过河变成车的玄学一时成为主流意识，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仅此而已，此前的活力和生命力没了。 * 隋唐时期续接南北朝，佛教中国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讨论，而道教的成就虽然不如南北朝时期那么突出，但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见“道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 相比之下，这个时期思想文化领域虽然是儒释道三足鼎立、文化思想活跃，但儒学除了政府借助科举迫使士人攻读儒家五经，以政治扶持、名利诱惑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外，在学术思想方面实在是缺乏创意和突破。学界常讲“汉唐经学”，这一共识实际上意味着唐代儒学承接了汉代的经学传统，只是不像汉代今文经学受宠而《公羊春秋》尤其被重视，淡化了天人感应，丢弃了谶纬迷信，超越了今古之争， * 此时的政府配合成熟的科举考试制度颁布标准的《五经正义》（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要求考生全面学习儒家经典。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几个在学术思想方面有新意的代表，那也就只有隋唐之际的王通和唐中后期的韩愈、柳宗元了。 * 王通是道教兴起、佛教中国化以来儒学内部出面讲“三教可一”的第一位大师，虽然只活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