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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摘要：“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关键词：理一分殊；王阳明；万物一体；爱有差等；一节之知；全体之知；“拔本塞源”论 　　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102-04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理一分殊”与“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名言，以及体用之说，“可视为新儒家（案：即宋明理学）之基本范型”①。不过，陈先生对“理一分殊”的分析基本是围绕程朱理学来进行的，没有对阳明思想进行具体的讨论。蒙培元先生曾从“理学范畴”系统的视角对“理一分殊”在阳明思想中的运用有一定的论述②，但也没有进行更为系统而详尽的考察。彭国翔先生以阳明的三教观为考察中心，探讨儒家“理一分殊”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多元主义宗教观及其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理一分殊”在阳明思想中的运用。③也就是说，学界目前还未能对“理一分殊”这一宋明理学的“基本范型”在阳明思想中的具体运用缺乏专门的考察。本文拟集中讨论“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界的缺失。 　　一 　　“理一分殊”是程颐回答弟子杨时对于张载《西铭》之疑问而提出的命题。依杨时的看法，《西铭》中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未能体现儒家一贯的爱有差等精神，而可能开启后学流入墨家的兼爱无差的立场，不仅混淆了儒墨两家的基本立场差异，更可能丧失儒家一贯的爱有差等思想传统。杨时曾致信程颐有云：“某悉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此乎。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虽颜渊、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过求仁之方耳。至于仁之体，未尝言也……孔、孟岂有隐哉，盖不敢过之，以起后学之弊也。且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④ 　　杨时当然不是直接说张载的《西铭》就等同于墨子的兼爱无差等，而只是说《西铭》的陈意过高，即“过”言“仁体”，而不能兼言体用，恐开启后学之流弊。当然，就核心问题意识来说，杨时在这里点出了整个儒家传统中的重要问题，即如何把儒家的爱有差等与墨家的兼爱无差区分开来。这一问题转换到宋明理学那里，则是如何处理“万物一体”与墨家的爱无差等，或者说是如何处理“万物一体”与儒家的爱有差等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于杨时的问题，程颐作了如下的回答： 　　《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 　　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原注：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原注：老幼及人，理一矣。爱无差等，本二矣。）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⑤ 　　程颐显然是用“理一分殊”来概括《西铭》的基本精神⑥，其主旨在于强调《西铭》在根本精神上是与儒家的传统一致的，而与墨家的思想存在根本的差异。杨时与程颐围绕《西铭》的讨论，涉及的也就是宋明儒者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境界与儒家传统中强调的爱有差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身就构成宋明理学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宋明儒者如何在“一体”与“差等”之间做到圆融的诠释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当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这一问题，对于高扬“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精神的阳明来说⑦，显然就更是一个紧迫的课题，而阳明与弟子也围绕此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传习录上》有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而不得谓之仁？”阳明回答说：“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一个渐，所以生生不息……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夫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⑧ 　　在这里，阳明可谓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作了明确的说明，同时也说明了儒家的“万物一体”与墨家的“兼爱”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区别就是儒家的一体之仁与差等原则是内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