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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贾宝玉 张敏 1304010428 2014/6/1 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贾宝玉” 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类似《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多余人”的产生 一、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孕育了“多余人” 文学与时代密切关联始终是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生，专制政体与农奴制的弊端已渐露端倪。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阶级斗争催生了俄国解放运动，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但也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部分贵族阶级要誓死决裂，竭力摆脱旧文化，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部分贵族阶级死命挣扎，捍卫着旧文化，反抗和破坏着任何革命和进步的活动。而更多的贵族青年则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退维谷。他们懂得农奴制下的黑暗与不公，却不能放走自己拥有的奴隶；他们同情农民的贫困，却仍旧离不开剥夺人民的果实。这些人就是“多余人”的最初形象。 二、贵族尴尬历史地位造就了“多余人” 从自身来看，俄罗斯贵族在当时俄国历史洪流中所处的尴尬位置也是促使他们成为“多余人”的原因之一。 他们接受着新思想，感受着新文化的美好，也看见了历史潮流的趋势。但是他们又拒绝革命，不像十二月革命党人那样坚定勇敢不怕牺牲； 他们看到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所以坚守着自己的崇高品德，厌弃贵族生活，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但是生于贵族之家，对本阶级的生活虽有厌恶却又十分依赖，日积月累的习惯还是让他们不能断绝与贵族的“血亲关系”； 他们同情人民，看到了农奴制下人民的苦难，也想凭己之力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是又不了解甚至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人民群众抱有偏见，远离民众。 所以说，从贵族的角度看，他们是上流社会中的异类，是贵族文化的背叛者，贵族统治阶级因而不信任他们；从人民的角度看，他们流淌着贵族的血液，永远无法洗净自己身上贵族子弟的污垢，还算不上人民的可靠朋友。于是他们就成了整个俄罗斯社会中的一种上不靠天、下不接地的人，成了我们口中所说的“多余人”。 “多余人”的发展历程 “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一、聪明的废物——奥涅金 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着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