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状元为何多于北方.docVIP

南方状元为何多于北方 　　南宋是南北方状元人数置换的分水岭。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与农业重心再一次重合， 　　使得南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进一步走向高处。 　　我国古代状元的地域性分布十分明显，具体表现是由唐及清，状元和进士数量逐步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换言之，南方学霸多过北方在古代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南方比北方多呢？ 　　“天命所在地”的北方 　　管仲早在春秋时就告诉世人，仓库有了粮，身上有了衣服，才会去考虑礼节和道德，这跟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学说不谋而合。科举选拔制度出现之前，由于士族门阀牢牢把持着社会上升通道，基层人才的流通处于一潭死水状态。然而科举一开，一个地区的富裕与否，直接影响教育投入的多寡，进而该地区的人才的产生，也就表现出了对经济水平的强烈依赖。 　　西晋之前，无论是政治还是农业和商业经济的重心，都绝对在北方地区。八王之乱后，黄河流域的世族大家们首次成规模地南迁，北方原有的农业生产技术理念被带到南方，于是在农业上，南方头一次可以和北方平起平坐了。东晋之时，农业重心逐渐移至长江以南，南方水稻的亩产量比之过去有了显著增长。 　　隋朝科举的开始，给底层人的改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有唐一代，状元出现了141位，但这时期的状元分布，还是以北方占据绝对多的地位。以状元数量最多的三个北方地区为例：河北、河南、陕西，江苏在唐代只出现6名状元，而浙江居然是0。 　　可见，农业上虽然在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但由于国都在北方，政治重心造成的虹吸效应，导致科举人才还是以北方居多的现象。再者，从东晋政治重心南移到唐朝的大一统，不过一两百年两三代人的时长，这一时期南方的各项发展，还处于起步和上升阶段，因此在这一轮的人才选拔中，南方居于下风也是正常的。 　　宋初开始南方状元多于北方 　　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重心、农业重心、经济重心这三者是重叠的。然而进入北宋之后，重叠局面被彻底打破，政治和农业重心首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南北分离。国都虽然还在北方，而农业重心已经不可避免地南移。 　　早熟稻在南方地区大面积的推广，是导致农业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主要原因。宋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汴河运达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到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这一数字已增加至700万石。而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运抵京城的漕粮只有200万石。 　　包拯就曾言：“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一跃超过了北方。北宋部分地区状元数量：河北、河南、陕西、江苏、福建、浙江。然而，由于黄河流域之前一直是政治、农业、经济的重心所在，加之北宋国都也在开封，从皇族到士族大家，都认为北方才是“天命所在之地”。 　　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方状元的数额，宋初宰相寇准曾说：“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然而，赤裸裸的地域歧视，也改变不了南方粮多生活富足的局面。 　　虽然北方籍的统治阶层在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坎，但农业和经济基础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所在，北宋后期，人们彻底接受了政治重心在北，而农业经济重心南移的分离局面。 　　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是南北方状元人数置换的分水岭。北方由于大规模的战乱，社会各个方面开始迅速凋零，在战争的夹缝里求生存，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填饱肚子进而安全地生存下来。而此时的江浙地带，不但成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主产区，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也甩出其他地区好几条街。 　　贾志扬所著的《宋代科举》里统计，无论是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区，还是南方的其他省份，其州学和县学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北方地区，自然进士以及状元的转化率也就高于北方了。 　　明清之时，状元南多北少的局面进一步稳定，虽然两个朝代的政治重心均在北方，但农业和经济重心始终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尤其东南江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兴起，人们对经济作物的偏好大于粮食作物，以至于“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在16世纪又逐渐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粮食产区沿长江向上游位移到了湖广地区。明代八个省份的进士人数，南方超过北方。南方：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北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状元分布的前四个省份里都是南方，北方彻底出局：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大明一统志》里记载，全国有308所书院，其中长江流域各省市的书院有230所，北方各省市只有48所。 　　经济上的彻底碾压 　　南北方在农业上的偏差，随着清朝来临，已逐步让位给了商品经济的流通，进而导致南北方的差距比纯粹的农耕时代还要大。 　　于是，当江浙一带成为经济重心的时候，这一地区其他领域的发展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到了极好的验证。江浙地区，河网密布，沿海港口良多：这个地区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部，通常被称为江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