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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研究的四个动向 　　摘要：出版史研究近年来体现出四个新动向：一是领域的拓展。时段研究开发出宋代和晚明的出版史研究领域，地域研究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中心扩展到了山东、四川以及边疆区域；二是视角的转变，历经了史料研究、文化研究到出版研究几种模式；三是理论的凸显，除了国内学界对编辑出版史原创理论的探索，对西方书史理论的引入成为一个热点；四是研究力量的多元。出版史的研究队伍由传统的藏书家、出版人和文史学者扩展到自然学科，同时形成了科研机构和高校教师为主的专职研究力量。 　　关键词：出版史；研究视角；书史理论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