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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分工:从行政约束到主动追求 　　摘要：独具中国特色的出版专业分工，在管理过程中时而强制约束时而淡出放任，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我国出版专业分工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选择过程。剖析当今出版分工现状，专业化依然是一条可取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出版专业分工；市场经济；专业化发展 　　一、我国出版专业分工的源起和独特性 　　我国大陆出版单位实行专业分工的行政约束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出版界领导人就提出，出版部门应“各专一类”。1950年，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规定：“为了便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专营出版工作的出版社，首先是公营出版社，应当按出版物的性质而逐步实行大致的分工……以克服出版工作中的盲目竞争和重复浪费现象。”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要求：“抓好各类出版单位的合理分工和统筹安排的工作。”“不同性质的出版社，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和特点，确定出书范围。”1997年，国家将解决超专业分工范围出书列为出版业治散、治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曾处罚过一些超分工范围出书且情节严重的出版单位。即使在完成体制改革后的今天，出版社在年检、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确定、选题申报中，基本上也还是执行了这一规定。 　　笔者曾接待了台湾“行政院政府出版品管理处”的几名官员。交谈中，笔者介绍了大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特点，不料，台湾客人对此十分感兴趣。我们知道，在海外，出版社出书没有选题申报、专业分工这一做法。一般的商业出版社完全根据市场需求自我调节，而有些大学、社会团体或财团所办的出版社，在保证充裕的资金前提下，会专心做某一专业的出版物。对于大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政策，台湾客人虽不是首次听说，但经过双方系统地交流后，他们还是对这一举措的积极作用产生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60多年来，独具中国特色的出版专业分工，因其时而强制约束，时而淡出放任的管理，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二、出版专业分工由被动实施到主动追求的认知过程 　　我国专业分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现有的出版社，一大批是近30年来按照某一部门、某一学科领域的需要创办的。这些出版社成立之初，恰逢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际，他们大多从主办单位获得少许的开办费后，即面临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笔者也亲身经历了出版社初创阶段的艰难，那种缺钱的窘境、内心的挣扎，是旁人很难体会的。此时要求出版社坚持“专业分工”，对许多出版社而言，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叫喊。为了生存，他们是一定要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千方百计逾越红线。 　　从中外出版的历史看，专业分工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必然结果。而我国的出版专业分工是与新中国出版框架同时建立的，并随之同步扩大。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出版社专业分工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高度发展之后，通过行业竞争逐步实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专业分工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管理的方便，客观上对其实施带来极大的阻力。 　　经过30多年的有序或无序的竞争，我国各家出版社都不同程度获得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出版人也在不断地探索并基本达成共识，即出版社的发展之路应按专业化的方向，建立一支有自己专业优势的编辑队伍，培养和吸引一批有关专业的作者队伍，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出书特色。坚持专业化办社方针，把出版社办得更有特色和权威。这是繁荣出版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出版业的主要成长之路。 　　笔者认为，出版社从被动地受专业分工约束到主动追求专业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认知过程，符合出版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版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 　　三、出版社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坚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纵观我国出版专业分工形成的历史与客观条件，我们可以看出，出版社专业分工的行政约束，虽然有先天不足之处，却是我国出版工作实行宏观管理的一项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出版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尤其是读者在面对海量信息不知所措时，编辑能给他们提供相对准确、科学的信息，这就是出版的价值。因为其专业才不易为其他行业取代。 　　近几年，随着出版业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鼓励出版社实行兼并、联营、合资、重组以后，虽然未见明文废止专业分工，但各家出版社似乎都认为，只要图书内容不出问题，好像出什么书不再会受到限制。有的出版社改制后，开始经营房地产、金融、教育培训或艺术品等其他领域，对此，笔者不禁感慨良多。 　　在中国这样一个年出新书量达到40多万种的出版大国，没有专业优势和出版特色，是很难在市场上立足的。目前，专业分工有所淡出，但并不表明出版社出书就可以不要章法了。那种见什么书畅销，就一窝蜂都跟风去抢出同类书的做法，不仅短视，而且绝非都能尝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