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阴影下的生存悖论.docVIP

复仇阴影下的生存悖论 　　“复仇”不仅是中外历史上多次战争的导火索，也是历代文人笔下一个常写不衰的艺术主题。然而，综观这些有关复仇的历史事件和文艺作品，我们发现，这些故事大都是以冤案开始，然后寻找罪魁祸首，最后以惩罚冤头债主结束，或砍头，或抄家，或流放，冤家错案得以平反昭雪。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对复仇行为的价值认定，复仇的过程承载着一个人对家庭、对亲情、对道义的责任和捍卫。由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伐楚》取材于伍子胥复仇这一历史故事。然而，剧作没有沿袭既定的传统道德规范，而是对复仇的固有模式进行了解构、颠覆，将复仇的伦理价值悬置起来，通过对伍子胥一系列看似悲壮实则荒诞的复仇行为的展示，不仅对造成这一结局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和辛辣的嘲讽，同时，剧作在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自身永劫不复的生存悖论和荒诞处境，从而成为一部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历史寓言剧。 　　 　　一、复仇价值的虚无与反讽意味 　　 　　伍子胥的复仇始于家族的一场灾难。楚平王听信奸佞费无极的谗言，杀害了包括父亲、兄长在内的伍氏家族的三百零七口人，伍子胥在此劫难中侥幸逃脱，怀孕的妻子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生下儿子后也未免一死。另外，伍氏三代“有功于楚，外御强虏，内持政务；对上坦坦荡荡，对下谦谦徐徐。”面对如此忠诚、仁义家族的灭顶之灾，伍子胥背负着家族的重责踏上了漫漫的复仇之路，他“忍体肤之饿，承心志之苦”以自己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追求正义、反抗邪恶，不仅彰显了一个正直的仁人志士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同时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重与信赖。 　　伍子胥这种如此正当和悲壮的复仇行为，一个拥有广大民众强大支持的正义之举，按照传统的结构模式最后必将取得成功。但在《伐楚》中，复仇的意义被悬置起来，复仇的价值成为一种虚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的结构主义分析模式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普罗普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主人公在寻找一种东西”可以概括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在普罗普的基础上，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一书中把普罗普的任务角色简化为三组对立人物：主体／客体，发送者／接收者，帮手／对手。这三组对立人物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情节模式：发送者发送客体给接收者，主体追寻客体，在追寻中得到帮手的帮助和对手的阻挠，客体是由发送者发送的，但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是主体。在这个模型的基本结构中，格雷马斯认为正是各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推动了小说叙述的产生、发展和解决。 　　我不喜欢用一种理论模式去套一部作品，但《伐楚》的叙事结构和这种叙事模式确实有一种同构性。先看主体。主体自然是伍子胥。客体是复仇。发送者是家族的灭顶之灾。接受者是楚平王。帮手应该说是吴王闾间。然而闾间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帮助过伍子胥，而是在利用他实现自己的称霸梦想。但伍子胥却陷入一种误区，他为了利用阖闾帮助自己实现复仇之梦，一步一步地被阖闾所引诱，使自己完全被桎梏在闾间的圈套中，自己的独立人格也逐渐地被扭曲、被消解，最终沦落为闾间称霸的一种工具。客观地讲，伍子胥复仇真正的对象是以楚平王为代表的整个皇权文化统治本身，而并非楚平王本人。退一步讲，即使不是楚平王，是任何一个帝王当权，类似伍子胥家族的灾难会消除吗?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所以，伍子胥在实现自己复仇之梦的路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帮手，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对手，或者说对复仇接受者的误认，对自己身份和目标的错置，使他的复仇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复仇。尤其是当他养兵蓄锐，卧薪尝胆，终于有力量能够杀死楚平王时，楚平王却死了。积虑多年的复仇梦想，突然之间没有了对象，伍子胥便陷入鲁迅式的“无物之阵”。剧作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剧作家把伍子胥复仇的意义悬置了，延岩下去，使剧作成为一部对经典“追求”模式的戏仿。这时的伍子胥仍然像所有胜利者一样仰天狂笑，但笑中流出的却是泪!从这个意义上讲，《伐楚》使传统的复仇主题向前又推进一步，同时剧作的悲剧气氛也油然而生。 　　失去了复仇对象的伍子胥，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复仇对象，那就是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因为有“父债子偿”的伦理观念在支撑着他。他凭借吴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攻击楚国，可楚国毕竟是他的祖国，有他世代亲人奋斗的业绩，有他血脉相连的亲生儿子，有敬仰他的父老乡亲。尽管这许多年来的仇恨已使他淡却了这些温情，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根脉血缘不是仇恨能剥离掉的。因此，剧作的反讽意味在此显露：他“雄立战车，凛凛生威”的外表下，映衬的是他内心的空虚和怯懦，尤其是看到“一幅屠杀场景”时，他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可是，找不到昭王的身影，又觅不到平王的坟墓，心何以甘?于是不顾百姓性命，不顾士兵死活，水淹城池、血战山林、鞭拷楚臣、焚毁宗庙。更具反讽意味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