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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取南山白额儿 　　陶瓷虎枕是流行于金代的一种很有特色的生活用具。从考古出土地区看，它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即以当时女真人统治的北方地区及其边缘区域为主。在陶瓷艺术发达的金代，虎枕可称得上是一朵绽放的奇葩。 　　虎枕最早出现于唐代，福州市博物馆和浙江天一阁博物馆都收藏有唐代的虎枕。但早期的虎枕器形较小，虎背的上面粘贴有枕板。盛行于金代的虎枕，器形较唐代增大了许多，长度多数在30厘米以上，有的甚至接近50厘米，色彩斑斓，绚丽多彩。 　　东晋葛洪(284～364年)《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魇寐不寤方第五》中有“又方以虎头枕尤佳”之说。《肘后备急方》，书名之意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以“虎头枕”来“治卒魇寐不寤”显然与他主张的道士修医术有关，且赋于虎头枕“辟邪”的作用。 　　东晋王嘉撰《拾遗记》中也有关于玉虎头枕的记载，只是我们现在不能印证其物。看来，在晋代，虎头枕是比较流行的。唐代的虎枕以至金代盛行的虎枕，完全延续了早期人们以虎为枕借以辟邪、祈求瑞祥的愿望。陶瓷虎枕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美好记忆，而现在民间大量存在的布老虎枕，正以它别样的姿态为人们祈求着平安、祥和。 　　北宋刘挚《忠肃集》卷十五有《虎枕》诗：“耒阳得奇枕，状比猛兽姿，呀吻目睛转，中有机枢施。持须世所戒，羊质还可嗤。莫作邯郸想，曲肱吾所师。”生活在北宋时代的刘挚所得虎枕我们自然不能了解，但他对虎枕“状比猛兽姿，呀吻目睛转”的描述，和金代虎枕是极其接近的。北宋胡宿(995～1067年)撰《文恭集》卷三有诗《悼往》：“昨夜西楼月，团圆似去年。凤屏非复旧，虎枕未成眠。破恨凭湘酎，流哀寄蜀弦，葛华与参宿，此见恐无缘。”宋代蒲积中《岁时杂咏》收录张耒诗，中有诗句“落落珠帘邀月影，嘈嘈虎枕纳溪声”。元谢宗可的《咏物诗》中有“虎枕诗”：“缚取南山白额儿，鼻如雷吼卧支颐。床头夜啸成长在，帐底风生醉不知。探穴捋须应有梦，寝皮食肉未为奇。何如敌伏重华殿，听彻箫韶九奏时。”明周复俊编《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四有“困宜敲虎枕，步好衬金莲”的语句。以上这些文献所载虎枕以虎形为枕，应当没有太大疑问，只是时代不同，虎枕造型不尽相同而已。 　　金代虎枕有白底黑彩、多彩和黄地黑彩、多彩两类。在河北磁县峰峰矿和私人手中曾见有黑地划纹的虎枕，应当是臆造品。 　　金代虎枕作虎形，屈体俯卧，背作枕面，腰圆形，前低后高。枕面一般是白地，黑色边栏，内画花鸟、水草、山石、游鱼及书法等，也有辅以“绞釉”装饰的。虎枕多为模制，一般为左右两半粘合而成，待到半干，在枕身和枕面上罩白色化妆上，在化妆上上描绘斑斓虎皮和眼、耳、獠牙、尾巴等，最后罩透明釉入窑烧成。这是最为简单的一种虎枕制作工艺，烧成后就是白地黑彩的这一类枕。黄地虎枕的制作相对要复杂些。它是在罩白色化妆土后，在虎的身体部位再罩一层黄色化妆土，枕面一般不罩这层黄色化妆土(也有少部分罩黄色化妆土)。在黄地上以黑彩描绘斑斓虎皮，而眼、眉、耳、嘴、獠牙等部位则在黄地上涂染白色化妆土；枕面装饰图案，待所有彩绘描画好后罩透明釉。色彩的营造需多道工序。黄地虎枕在工艺上远比白地虎枕要复杂，因此它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较之白地虎枕高。 　　上海博物馆减黄地黑彩虎枕，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家”，为界定这类虎枕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尺。结合考古出土实例，完全町以确认这类虎枕为金代特有忱型。 　　金代虎枕的产地主要在山西长冶一带，河南也有生产。就目前所见资料显示，长治窑生产的虎枕是这时期艺术水平最高、传世量最大的。长治窑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一处烧造虎枕的窑场，我推测长冶一带还有其他窑场烧造这类虎枕，只是没有确实的资料可以比对。虎枕的胎色有黄白色和浅灰色两种，而长治窑烧造的器物多数是黄白胎。就笔者所知，晋城市文化广场西南角的家具广场在进行地基处理时曾有人采集到不少瓷片，其中就有灰胎的虎枕。但笔者没有见到实物，无法得出这里烧造虎枕的结论。 　　晋城文化广场西侧一代在唐代就有窑场生产陶瓷，2007年底至2008年春的城市扩建中，发现了大量三彩器残片以及素烧器和窑县，此地作为唐代烧造陶瓷的窑场完全可以得到确认。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文物部门没有进行发掘，致使一处重要的窑址被破坏。不过，窑址的照片和采集标本现在还可以看到。由此推测，晋城市家具广场一惜在金代时期烧造虎枕是极有可能的。 　　从现在的发现看，虎枕的烧造地区就在晋东南一带。这里烧造了金代最为成熟、艺术水平一流的虎枕。 　　 　　责编　耕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