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与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docVIP

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与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 徐 国 利 [摘 要]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蕴含着诸多间接和直接有助于商人伦理转换和建构的思想及其依据，这些思想主要包括：良知说；“体用一原”论；“百姓日用即道”；理欲观、公私观及其唯我论，尤其是其“新四民观”和“贾服儒行”。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为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提供了诸多理论和思想来源，帮助他们实现了传统商人伦理的转换和新伦理的建构。 [关 键 词]阳明心学 商人伦理 徽商伦理 所谓宋明新儒学的世俗化，是指其为适应当时因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士农工商”四民关系的新变动和四民新行为而做出的儒家伦理新阐释和新准则。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商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如何看待新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世俗化伦理观与明清商人伦理的转型和建构的关系更是成为目前明清社会史、思想史和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些学者对此已经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著名学者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对此有专门论述。[1] 徽学专家叶显恩则指出，“王阳明的新儒学，是宋代以来新儒（学）的社会化与商业日益发展相互激荡的终结与成果”，王学“在经济伦理上对儒学作了令人注目的创新与发展”。[2] 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中，徽商是主力军，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故里徽州也是一个商业社会，世家大族多亦儒亦贾。更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心学在明中叶到明末的百多年间还对“程朱阙里”的徽州发起强大攻击，以至于取代朱子学成为徽州思想的主流。[3] 自然，阳明心学世俗化伦理观会对徽商及徽州商业伦理的转型和建构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有些学者说，“徽商在经济伦理上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为本”[4]；“受阳明学派理论思想的启发，明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士商异术而同志’、儒贾相通、‘贾何负于儒’的新的价值观念。”[5]。不过，上述研究并未对阳明心学世俗化伦理思想中蕴含的有利于明清商人伦理转换和建构的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阐释，同时对阳明心学对徽商伦理建构的探讨也有待深化。因此，本文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王阳明及主要弟子王艮、王畿的思想为代表，对阳明心学世俗化伦理观中对明清商人伦理转型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阐释，并进一步探讨它对明清徽商伦理的转型和建构的诸多影响。 一 良知说是阳明心学及其伦理思想的根本。王阳明(1472-1529)指出,良知即心，而“心即性，性即理”[6]；“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7]“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8] 良知即心，心即性，心即理，将四者说成是一个东西，是阳明心学伦理观的核心，是其与朱子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由于良知(天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是人与生俱来的，所以圣贤与普通人同具此心，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9]，“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10]。既然良知存于每个人心中，村夫村妇、商人市井等都具有良知，不待外求，只要人能除却私欲，便可以为贤为圣，所以可谓“满街人都是圣人”[11]。王畿(1498-1583)和王艮(1483-1541)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王畿说:“良知在人，不学不虑，爽然由于固有，神感神应，盎然出于天成，本来真头面，固不待修证而后全。”[12] 由此出发，他将先儒“人人皆可为尧舜”改造为人人与圣人在道德上同一的思想，说：“良知不学不虑，本来具足，众人之心与尧舜同。”[13]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14]阳明心学的“良知说”为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人获得与士人平等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良知（天理）是天然自有之理，是人与生俱来的，人人皆与圣贤有同样的良知，他们在道德人格上是天生平等的，无高低贵贱之分,那么，在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中国社会,商人等普通社会阶层有什么理由不能与儒士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呢?！ 不仅如此，阳明心学还为普通民众实现理想道德人格提供了“简易便捷”之法，极大推进了儒家伦理的世俗化和社会化。天理是新儒学最高伦理道德准则，在现实社会中即三纲五常。阳明学主张良知即天理，而良知即心，那么人心就是三纲五常，人的伦理行为只是人心中道德本体的外显，“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15] 所以，阳明心学主张良知“不假外求”，“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