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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男性凝视的原料 　　[摘要]毫无疑问，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是世界电影史中的重量级导演，他曾经和费里尼与塔尔科夫斯基一起把欧洲艺术电影推到了最高峰。他的电影对人性探讨所达到的深度，至今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在对两性间的情感问题进行开掘时，伯格曼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审视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为女性主义开掘了更大的话语空间。 　　[关键词]英格玛?伯格曼，女性形象，女性主义 　　 　　自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书对弗洛伊德的“性向一元论”进行颠覆以后，女性主题在文艺作品中更加受到了特殊的观照。而女性理论批评进入电影界要归功于英国女性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她的文章《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成了电影叙事中女性批评的滥觞。在文章中她批判了“经典电影通过‘观淫’(voyeurism)和‘自恋’(narcissism)的结构结合进故事和影像中，来刺激观者的欲望。”并指出电影中的女性一直是“男性凝视的原料”，还告诫女性：“自身的形象被不断滥用于此目的的女人们，不应对传统电影形式的衰落感到惋惜。”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势力正在向电影渗透，它作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思潮，对电影叙事带来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已经基本抛弃了劳拉?穆尔维等人针对女性观众心理分析的‘普遍论’和‘作者决定论’转而着手研究电影院里的观众而不是由作品形成的观众。”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重观伯格曼的系列电影就会发现，这些影片在女性主题的阐释和女性形象的刻画上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流程似乎趋于一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一个由被压迫到反抗再到独立的明显觉醒过程。与前辈斯特林堡不同，伯格曼在其电影作品中丝毫不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伯格曼更加用一种客观语调对女性的不同命运娓娓道来，进而对她们的内心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分析造成她们不同命运的深层原因来对人性进行揭露。在与男性关系的比照中，伯格曼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大致有三个类型：受虐和自虐型的女性、堕落型的女性和走向反抗与独立的女性。 　　首先是受虐和自虐型的女性。在刻画受虐型的女性形象时，伯格曼完全抛弃了大男子主义的立场，他以女性的视角对男权意识进行了抗争，再次反思了长久以来两性社会地位失衡的根本原因，不仅批判了男性的“霸权主义”，也批判了女性的“顺从主义”。影片《折磨》中的烟草店姑娘贝尔塔屈从于拉丁教师“卡里古拉”(喻指淫荡、残暴)的淫威之下，最终忍受不了他的虐待而毙命。贝尔塔的遭遇是可怜的，但她又是可悲的。她一方面渴求幸福，另一方面又怯于自己性格的软弱，对恶魔的摧残无力反抗而成了牺牲品。《饥渴》中维拉虽与贝尔塔的遭遇不同，而最终也因为软弱而走向了自我毁灭。贝尔塔和维拉一样，都因自身的软弱而走向了命运的不归路，成了伯格曼电影中典型的受虐女性形象。伯格曼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悲惨遭遇的描述，不仅仅批判了男性的强势和霸权，更揭示了女性自身的软弱性，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于自虐型的女性，伯格曼则是从一种精神层面对其进行描述的，孤独、空虚、冷漠和爱的缺失成了这些人自虐的最好借口。影片《呼喊与细语》中的卡琳要算最明显的例子了。她不仅与自己的姐妹毫无感情可言，而且与丈夫也常常貌合神离。她的生活毫无生气，婚姻也是死亡的。极度空虚的她竟用玻璃割破下体，脸上还露出一种变态的满足。卡琳与法国影片《钢琴教师》(2001)中的女教师和韩国影片《漂流欲室》(2000)中的哑女有近乎相同的心理特征，她们的这种自虐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遭受各种精神压力后走向了自我戕害的道路。 　　第二类是堕落型的女性，她们的堕落要么是出于他人的逼迫，要么就是自甘堕落。对于《牢狱》中的妓女卡罗琳娜来讲，她受控于另一种更为强大的男权淫威，这种强大的力量摧毁了他们弱小的肉体和脆弱的灵魂。卡罗琳娜受控于她那拉皮条的未婚夫皮特的魔掌之中并成了为他挣钱的工具，最终因受不了嫖客的虐待而割腕自杀。卡罗琳娜的悲剧是众多和她有着相同命运的女性们的缩影。而自我堕落型的女性在伯格曼的影片中似乎只有莫妮卡最为典型。在影片《莫妮卡在夏天》中，莫妮卡的堕落只能归咎于她自己极度的虚荣和对贫苦生活的厌弃。她在生存价值的追求上意欲超出社会价值的控制，完全的自私和过分的自我最终把自己禁锢在预设的樊笼之内。一开始莫妮卡和哈里不顾一切地相爱了，但婚后随着女儿的降生，他们的生活处于一种困窘之中。莫妮卡开始变得脾气暴躁，对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漠不关心。好逸恶劳的她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背叛了家庭，一步步地堕落下去，并再次投入了昔日情人的怀抱，去过那种向往已久的不劳而获的生活。伯格曼对这种女性的态度明显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 　　对于第三类女性，伯格曼倾注了更多积极的女性主义意识，使她们最终迈出了走向自我独立的一步。在影片《沉默》中，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