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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筑起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石家庄市灵寿县北广化村农民张三英、卢二山的承包地相邻，以一条自然水沟和一个深石坑为界。后来分界线越来越不明显，两家发生了纠纷并起诉到法院，但法院因取不到有力证据而不能判决。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经实地丈量，发现两家现耕地面积均超过土地承包书上的面积，就采取从双方两侧向中间丈量的方法划出新地界，使这桩法院因证据缺失而无法解决的案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像上述由民调员出面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的故事，在石家庄城乡可说俯拾皆是。正是由于活跃在基层的12万名民调员的辛勤工作，全市民调组织近两年共劝解越级上访事件8000多起，还有大量民间纠纷在地头、炕头、口头得到化解；2003年与上年相比，多种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李遵英感慨地说：“民调工作把大量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大大减少了信访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对全市社会稳定功不可没啊！” 血的教训呼唤重树人民调解大旗 让时间回到3年前的2001年3月16日。这是个让石家庄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一个名叫靳如超的中年人，由于家庭房屋纠纷、婚姻矛盾等原因，竟制造了特大爆炸案，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石家庄民调组织调解案件数与同期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的比例是17：1；然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却悄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了1.6：1；在市县两级接待的来信来访中，本应在基层解决的矛盾纠纷占到了85%；发生的暴力型犯罪案件中，40%由民间纠纷激化所造成。一系列反思让人们看到：审判这一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手段，反而成了治理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本应以主要精力抓经济、谋发展，却被迫站到了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前沿。面对众多社会矛盾，如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些基层干部感到迷茫：旧法儿过时了，新法儿找不到。这年6月上任的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振华，在调研中发现这样两个典型：一是平山县东回舍这个6000人大村，村有调委会，各村民小组有民调员，民调员日夜生活在群众身边，办事公道，在村里威望很高，连续12年来，民事纠纷没出过村。二是正定县城关镇民主街民调会主任高瑞奎， 20多年来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使全村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在融洽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被国际上誉为“东方之花”。“应该让民调这一中国优良传统做法，在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中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吴振华与市委一班人认为，目前虽已进入市场经济，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仍然必须把维护稳定的重心转移到基层基础工作和预测预防上来。这年10月，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部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全市很快出现了夯实基层基础、筑牢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的新局面。 用“好吃不贵”的办法排解新时期矛盾 　正确的方针须有制度和措施来保证，才能落到实处。为了筑起民调这一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第一道防线”，主管这一工作的石家庄司法系统为民调员颁发证书，实行持证上岗；建立民调员培训业校，经培训目前85%的村级民调会有了一名粗懂法律的“土律师”和能写规范化调解协议的“书记员”；石家庄市近两年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在村、居委会普遍设立调解室，在乡镇、街道普遍设立调解庭，实行“庭式”规范化调解，在调解庭、调解室既庄严又和谐的气氛中，大大提高了民调的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发生了新变化，传统的民调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焕发它“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石家庄市近两年从实际出发，对民调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 --扩大民调领域，由原来的单纯调处公民生活纠纷，转变到围绕“服务经济建设、构建平安省会”的总体目标服务，形成大调解的格局。近几年，打工者讨要工资是个热点问题，但传统上似乎不属于民调工作范围。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季会兴告诉记者，2002年底，该市司法系统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中发现，许多用工协议不规范、不完善，如走诉讼程序，对打工者不利。为此，他们积极组织民调员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在两个月内就为打工者讨回工钱120多万元，较好地维护了打工者权益。 “哪里有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2003年，石家庄市共成功调处各类民间纠纷6万多件，其中各种经济纠纷4万多件，涉及标的7.5亿元；群众与村委会、县乡政府的纠纷1万多件，跨界纠纷1200多件。 --转移民调重心，由原来的单纯事后被动调解，转变为预测预防在前的主动调解，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桥东区委书记曹社会告诉记者，该区近几年进行了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涉及8000多户、30多个部门，矛盾纠纷不仅牵涉到政府与拆迁户、开发商与拆迁户，还涉及“伙墙、伙道、伙门楼”等邻里纠纷，以及家庭内部的老人与孩子、兄弟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