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精编1917—2012 朱栋霖 第十五章：当代散文.pptxVIP

第十五章·当代散文一 集体化的抒情与叙事红色赞歌：传统的绕行 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报告文学在广义的散文世界中从边缘走向主流。内容上，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成为这种散文模式的主要方面，全国的散文创作形成集体狂欢的态势。魏巍（1920-2008，河南郑州人，原名魏鸿杰）他于1950年和1952年两赴前线。秦牧（1919—1992，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生于香港，少年时期随父亲到了新加坡，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刘白羽（1916—，北京人）曾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职务，他参加过40年代的国共内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两度奔赴朝鲜前线。秦牧刘白羽书影一缕清风：1956与1961背景1：1949年建国至“文革”结束，中国文艺追随政治而“左”倾，笔调由“左翼文学”的革命精神，转变成一场场大规模的集体颂歌。背景2：中国传统散文的脉络并没有因此切断，一些游离于主旋律之外的“毒草”作品恰恰给了中国散文以“绕行”的机会。1956年散文创作随即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一批散文作品抛弃了政治抒情，投向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个人体验与生活情趣。代表作品：老舍《养花》，姚雪垠《惠泉吃茶记》，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等；杂文有徐懋庸《过了时的纪念》、巴人《论人情》、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等。1961年被文学界称之为“散文年”，《人民日报》从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开辟“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一系列散文理论。代表作品：吴伯箫《歌声》，冰心《一只木屐》，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袁鹰《青山翠竹》，魏钢焰的《船夫曲》，季羡林的《马缨花》，杨石的《爱竹》等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日报》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与此同时，又以吴南星为笔名与吴晗、廖沫沙一起推出“三家村札记”。缪斯的左右手：杨朔与余光中“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 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东风第一枝》第151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1963年5月，第68期的 《文星》发表了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提出有弹性、有密度和有质料的散文创作。他以“缪斯的左右手”自诩，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并且，虽然写散文的时间比写诗的时间晚了三年，但他认为“左手的缪斯比起右手的缪斯来，却成熟得较早。”他的散文明显受到了现代诗的影响，体现了某种“纯文学”倾向。二 伤痕与反思 《随想录》等哀与思：新时期初的时代情绪与精神背景：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一位数学家的迫害，从而开启了“后文革”时期散文写作的序幕。巴金、陶斯亮等人散文以悼念“文革”中受迫害的冤魂为主题，企图实现自我救赎。而后，在“讲真话”的号召下，孙犁、萧乾、梅志、杨绛、陈白尘、丁玲等一批老作家开始写作散文以示回应。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写出了“汗味儿”，王蒙说他是，“一个执着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一个由于渴望得太多而痛感着精神匮乏的，严肃到了特立独行、与俗鲜谐的地步的作家……他的读者越来越不那么多，但影响却不可低估。”—— 王蒙：《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读书》1992年第7期《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巴金通过自我批判，试图引起人们对于“文革”的反思。在“文革”中成为“兽”的他，如今希望通过讲真话来实现忏悔，从而寻找新的成为人的可能。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巴金《没有神》平生不作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杨绛《孟婆茶》三 从注目文化到媒介依托文化的转向背景1:至八十年代中期，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的出现标志着作家开始从“文革”结束以后哀的氛围中挣脱出来，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化上来。背景2：八十年代后期的，一批诗人也开始写作散文。北岛、于坚、翟永明等试图将现代性问题借助散文来讨论。“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王小波：《思维的乐趣》，原载于1994年9月号《读书》文化大散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王充闾的《沧桑无语》，汪应果的《灵魂之门》，巴荒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蔡翔的《神圣回忆》等。“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的会心，冥想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余秋雨： 《文化苦旅·自序》，《文化苦旅》第5页，知识出版社1992第1版董桥的散文主要有两个类型，既收藏故事与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