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昆山的城市化建设.docVIP

第八章 昆山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中国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由于其涉及的广度、深度、层面之复杂多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而受到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教授把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巨大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环境与作用机制：（1）中国城市化第一次与工业化的进程呈现出正向的互动关系；（2）3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始终是在一个体制转型与制度变迁的政策背景下；（3）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城市化就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空间格局；（4）在典型意义上工业化背景城市化过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直接面临环境资源压力下的城市“精明增长”与集约经营时代；（5）知识经济与信息技术革命催生网络社会的崛起，城市空间呈现出超级流动性，与此同时，“地方的黏滞”现象仍然存在；（6）全球价值链与全球城市网络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应对，城市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与价值链的攀升。 因而，3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在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而这种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互动，本身又叠加在各自多层面上的交叉与勾连。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展示的复杂图景，中国当前所经历的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过程，已经是任何西方传统的空间发展、空间组织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了。而且，正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本身所代表的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全球性事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有重要的“类型范式”意义，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展现的独特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成为“中国范式”。 在如此复杂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内生因素还是外生因素在不同区域的表达上，往往出现很大的偏差，这也就带来了城市与区域研究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事件在那个城市或区域发生？为什么在那个历史时刻发生？ 然而对于这样的基本问题，昆山则要被发问得更多。这个市域面积仅927平方公里，占全中国国土面积不足万分之一的城市，几乎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部内容：苏南模式的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第一块土地出让、第一个自费开发区、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农转工、内转外、散转聚、低转高、高转强……，苏州下辖县市中排名末位“老八”的昆山县、全国百强县的“老大”、长三角全球都市区的重要节点……，昆山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有重要的兴奋点。在社会学意义上，对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而言，昆山就是西方古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 Weber）所说的“理想类型”。 第一节 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建设：“苏南模式”时代的昆山 一、“农转工”——跨越农业资源陷阱 中国城市化历程真正的启动，实际上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中国才进入推进城市化的社会阶段。随后出现了“建制城市化”或称“表面加速”的特征，即城市数量增长很快，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有缓慢上升。然而西方传统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儿。西方近代城市化的历史实践表明：城市的建设发展史并不等于城市化的历史，城市化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而大力发展的。 因此，一般性的城市化理论似乎难以解释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这并没有使中国经历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工业社会与城市化过程。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才重新产生整体意义的整合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农村创造出了一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形式——乡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对中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总值的贡献超过了1/3。与此同时，中国大部分的大中型城市还依然扮演着政治中心和重工业基地的角色，对农民采取“进镇不进城”的政策。1988年底，甚至还出现了一次全国性“清退城市农民工”的措施。 在这一阶段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是基于这样一个宏观的政策背景，即农村改革先行，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依然高筑，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发展的门槛抬得很高。与此同时，由于国家长期以来的重工业体系倾斜政策，导致国内市场需求的商品生产长期产能严重不足，“短缺经济”现象凸现。农村改革的适时启动，首先解放了农村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作为国家根本与产业根本的基础农业迅速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始于一个新的起点之上。为什么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或者称为一个共同的起跑线（至少对于广大农业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国东部地区来说）？这是因为从这个时刻开始，从农村社会生产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