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展与县域善治_59662.docVIP

浙江发展与县域善治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作者：钟 其 2011年10月17日16:59 　　浙江发展与县域善治 　　■钟 其 　　我国历来注重县治，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政不下县”，还是近代强调地方自治的新县制改革，抑或是当代县域的党政治理模式，县级政权都拥有比较完整的国家治理功能。 　　在当前我国的政权结构中，县级政权是承上启下、连接城乡、沟通条块的关键环节，对政令的上传下达、政权的顺利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就在于切实关注县域层级的社会治理，实施“县域善治”。 　　挑战与问题 　　当前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阶段，而社会管理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进县域善治，还面临着一系列超越基层的宏观挑战以及附随于基层自身的微观问题。 　　（一）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进县域善治面临的宏观挑战 　　1.“风险型”社会的典型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基本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这个转型阶段属于典型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多发期。与此同时，社会改革进入深水期，需要推进的改革更具涉及面宽、利益调整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性大等特征，改革的普遍增益性在降低，人民群众对改革成果的分享预期在提高，统筹协调好各方利益难度加大。此外，我国其他地区突发事件及全球性危机也会使浙江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突发性、偶发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并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总而言之，风险社会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使得防范和预测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难度增大。 　　2.社会公正状况不容乐观 　　当前社会发展中，利益失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它在基层社会中的主要表现有：分配格局失衡，企业劳动者收入偏低，尤其是农民工收入过低；分配制度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财富分配失衡，垄断性行业收入畸高；发展机会失衡，弱势群体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变小，社会流动存在诸多不公正障碍，等等。上述利益失衡现象最为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日益增强，导致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由此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极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压力。 　　3.既有的社会管理体制相对滞后 　　在社会转型期，原有“领导控制型”的传统权威迅速削弱，而以良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合作互制型”现代社会权威的建立又需要一个过程，导致社会整合机制有所削弱。当前，浙江省社会应急及管理机制还不健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局面尚未完全改变，因而政府行政效能低下，依法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的能力有待提高。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现行社会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政府工作特别是依法行政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面对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各级政府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调处社会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解决安全生产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能力。 　　4.社会伦理道德陷于失范 　　社会伦理道德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当中形成的一系列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思想观念，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重要工具。当前，由于各种复杂的内外部原因，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不断失落，社会信任感降低，人的主体性迷失，潜规则盛行。人们的心理显得越来越焦虑，人与人的关系趋向紧张。社会伦理道德的弱化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如越轨和犯罪行为增多，犯罪率、自杀率、离婚率和精神病发病率等指标增长，社会成员安全感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律公正作为人们最后的依赖屏障和对社会道德的最后信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当前基层社会管理自身存在的微观问题 　　1.基层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强 　　县域及以下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总量和相对水平均偏低。首先，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城乡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异，长期形成的“城市公共事业以政府为主体来办、农村公益事业以农民为主体来办”的思想观念和投入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公共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其次，不少县市财政压力很大，不发达地区财政负债的现象比较严重。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收入骤减，运行更加困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没有切实保障。据浙江省财政厅统计，取消农业税的当年浙江省共有1166个乡镇负债，负债总额67.8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81万元；共有37372个村负债，负债总额76.7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52万元，这些村几乎没有经济能力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 　　第三，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权逐渐向上集中，而事权却逐级下放，使得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财力与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