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接觸與物質文化的變遷 以蘭嶼雅美族為例.docVIP

文化接觸與物質文化的變遷： 以蘭嶼雅美族為例 陳玉美* 考古學所處理的主要是過去人類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所以物質文化本質的探討，一般性物質文化理論的建立已經是當代考古學的中心課題。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人類學學門出現以來，物質文化的研究有過數度的沈浮。從早期中心的、且作為整合人類學不同分支（民族學、考古學）的角色，之後，隨著演化論與傳播論的式微，而在學科中扮演邊陲的角色。這種現象持續到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物質文化的研究再度受到重視。同時，實踐論的興起更重新賦予物質文化整合性的角色。在整個學史發展的過程中，物質文化的性質與角色迭有變異。不論是早期的演化論、傳播論，之後的結構論，或是六○年代晚期興起的新考古學，物質文化所扮演的都是被動(passive)的角色，是達成另外一個目的的工具。一直到實踐論興起，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物質文化被賦予主動、積極的角色。物質文化重新被視為整合（社會文化）人類學與考古學的橋樑(Conkey 1989; Miller 1983)。本文即是在此背景下，希望藉著蘭嶼雅美族的民族誌，特別是透過當地一特殊的文化接觸的例子──水泥國宅的引進，一方面探討物質文化變遷的問題，另一方面，討論其所具有的與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論相關之一般性意涵(implications)。 關鍵詞：家屋 雅美族 物質文化 持續與變遷 一、前言 　　考古學之所以成為一獨立的學科，實基於兩項特質：一為考古學所處理的是人類所創造的物質世界(material world)，考古資料絕大多數是所謂的物質文化的遺留；其次為考古資料橫跨的時間深度(Hodder 1982: 14)。因此，物質文化自然成為考古學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物質文化特質的究明也自然成為考古學最根本的問題。另一方面，考古資料所涵蓋的時間深度既是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所無，在社會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的研究上，考古學就佔了先機。特別是有關長程(long-term)發展與變遷趨勢的研究，更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望其項背。除了建立文化史，重建過去的生活方式，考古學研究另外一項關心的主題就是文化的動態歷程(cultural processes)。六○年代興起的新考古學(New Archaeology)特別強調文化動態歷程研究的重要性，以與所謂的傳統考古學劃清界限。 　　但是考古資料因為受保存狀況、調查、發掘等等因素的限制，考古資料只是一種不完整的「史料」。這種缺失又因為考古學研究者無法諮詢報導人，直接參與觀察物質文化與人類行為、社會結構與組織之間的動態關係，而成為考古學亟需克服的問題。近年來興起的民族考古學(ethnoarchaeology)就是因應此種需求，而逐漸發展成熟的考古學內的一主要分支。此種探求物質文化與人類行為之間的關係，作為連繫靜態的考古資料與過去的動態的文化系統之間的橋樑，即Binford所謂的middle range theory (Binford 1978)或Schiffer所謂的correlates (Schiffer 1976)。（民族）考古學家以參與觀察的方式扮演與社會、文化人類學家類似的角色，並特別注重物質文化與社會、文化結構與組織，以及人的行為之間的關係。 　　考古學一向注重物質文化（或技術）與人類社會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考古學對文化的分期，即是以技術的發展為主要的依據。因此文化分期上有所謂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早期受古典演化論的影響，認為技術與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同步的。不同的技術水準對應不同的社會組織與型態。此種理論早已成為歷史，但基本上傳播、創新、發明、移民等因素，仍被視為是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的主要動力(Trigger 1968)。殖民主義的擴展促成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其規模是空前的。本世紀工業先進國家對發展中與未開發地區與國家在技術上的援助所引發的種種問題，一再顯示文化接觸、技術移轉與社會文化因素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Mesthene 1971; Spicer 1952)。 　　本文即試圖透過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探討在一個特殊的文化接觸的例子中，物質文化如何變遷以及其變遷的動力為何，以期對物質文化的研究與考古資料的解釋能有一般性的啟發。 　　從1966年開始，政府配合「山胞生活改進」計劃，開始在蘭嶼興建鋼筋水泥的國宅，至1980年為止總共興建了566戶。其結果是在現有的六個聚落中，只有兩個聚落（朗島，野銀）在國宅之外仍然保有完整的傳統住屋的聚落，其餘四個聚落則國宅完全取代了傳統住屋（事實上國宅就蓋在原來傳統住屋聚落的基地上）。這個事件正代表了典型的兩種不同技術水準的社會文化（強勢與弱勢）之間的接觸。有關技術變遷（即新的工具、材料等的引進）與社會文化變遷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Sharp對澳洲土著Yir Yoront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