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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有關一個研究室從「兩性」換名為「性別」的一些內在思考 宋文里 清華大學性別與社會研究召集人 摘要 清大性別研究室創立於一九八九年，是一個屬於人文社會學院的研究室，其成員來自人社院各科系。這個研究室是個自發的組織，其研究興趣堪稱多元，但如要以言簡意賅的方式來說明她的基本屬性，卻很不容易。兩份附錄文件有助於這個理解，那就是研究室簡介以及一份三年前打算提出的整合研究計畫。除此之外，現任召集人趁著參與本研討會的機會，對於這個研究室的「精神」也提出一些說明。 女性/主義：有關一個研究室從「兩性」換名為「性別」的一些內在思考 論文 壹、 關於性別研究室的成立，她的宗旨到底是要研究女人？還是要讓女人來作研究？這無疑是個很古典的提問。但當一個類此的新研究機構正要誕生之際，我們這些被邀請而來的眾多仙女、巫師、魍魎、精靈究竟是該講些什麼話才能達到祝賀的目的呢？ 我以下要講的，其實不管如何都不會有危險性。主辦單位比較需要提高警覺的應是沒被邀請到的人物吧。 被稱為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的Sandra Harding在一九九九年曾受邀來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並參與一場這樣的座談會：「男人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想的主體？」。同年，在一場研討會中，當論文報告人傅大為報告完畢後，評論者和討論者卻都不約而同地對於「男性的女性主義者」這個問題緊追不捨。當時我正在場，會場空氣中有一股令男性參與者都想躲起來的緊張意味。當時我的意識中最鮮明的內容是：我很遺憾我不是女人。 我知道台灣有些研究群產生了「男性研究」的興趣，就是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重新理解男性的身分、地位、價值和認知等等。這些男性研究者在面對他們的對象－男人－之時，顯然可以有一種「我不是」的認同方式。「我不是那樣的男人」可以成為一種自覺運動的新程式，但是這些男人仍然會因為另一種叫做「新好男人」的病毒程式之散佈而惴惴不安。 事實上，在清大的性別研究室裡，研究同仁之間既沒有作為男人和作為女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也不需用「好男人」的標籤來為男性參與者鋪路。這種處境不是說性別身分認同的難題已經獲得解決，而是說，我們對於研究室宗旨的理解不同。 我們通常都承認性別研究室的基本信念是女性主義。但對於這種主義，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女性主義並不只是女人的想法，而是一種關於性別處境的主張。我提議用一條斜線來劃開「女性」和「主義」，因為我們共同關切的不只是女性，還同時是一些需要努力檢視、釐清、辨別、發明的知識。我們把研究室和「主義」的知識劃上等號，而不一定是和「女性」站在同一立場。 這意思其實也很像一個「宗教研究室」不一定要和哪個宗教認同一樣。有些時候，我們知道男人不是一個同質群體，女人亦然。男人可以在和男人身分對立的狀態下獲知女性主義的觀點，就如同女人常常也需要和她的性別身分對立才能使她易於進入女性主義的理解。 貳、 研究室的組成還有另一個特色，就是她並不依照一個領導中心而建立。這個研究室的成員彼此之間只有興趣相近的結合，而沒有任何壓迫性的階序關係，譬如說，她不同於一個系所，在資深與資淺的教師之間會因為升等審查而產生壓迫性的利害關係。 這樣的組織，其實並不是學院組織的常態。有些人甚至認為：一個研究群對如果缺乏leadership，將會使研究主題渙散，不能產生「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戰鬥成果──這裡說的「有些人」，可不就是父權意識的寫照嗎？ 我擔任這個研究室的召集人，不認為自己可以代表大家講話，但，當然，我還是可以發言。我這個不支持父權，但也不是女人的人，怎樣可以發言呢？ 大約在四、五年前，我開始以緩慢的腳步進入有關「母權」議題的文獻閱讀，開始思索女性主義烏托邦的問題。和母權相關的一些母神（女神）論述，真是令人著迷不已。而近年來，關於母系社會的討論慢慢增加起來，其中，關於中國摩梭族的研究，我幾乎像敬拜神明一樣，用「供奉」的態度來接觸。 最近我曾看到一則研討會的徵稿啟事，說是該研討會同時要到雲南永寧山區去參觀，而參觀的要點竟是當地人的走婚習俗，登時，我就來了一陣憤怒的高血壓。我在想，如果我是當地人，我定會拿根扁擔把這樣的參觀者打跑──那麼，我究竟是和誰認同了呢？應該是摩梭族人裡的阿烏（舅）吧。 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對於「阿烏」的身分，我們幾乎沒有學習的機會；我們也不能只以漢文所說的「舅舅」來理解「阿烏」，因為舅舅大多住得很遠，但是阿烏卻一定是同居共食的男性長輩。只是，這樣說，並不表示我們對於阿烏無從理解。知識有些時候是這樣的：你必須建立一套模擬的架構（文化心理學家Jerome Bruner說是一種「鷹架」），然後在那架構之中，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產生想像。這裡所說的知識（想像架構）其實是為了教育的目的而存在的。研究是為了教育而存在，其義明矣。 參、 今年度，清大的性別與社會研究室打算推出一個性別研究學程，使研究室的教育功能更為彰顯。我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