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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汉书知意》刘咸炘史学观【摘要】《后汉书知意》是刘咸炘《四史知意》之一。刘氏博采众家，引证丰富，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对前入关于《后汉书》的研究进行史学批评和辨析，并对《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本文以《后汉书知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后汉书知意》的撰写原因和体例，从史学史角度探讨刘咸炘著史需明确史体，读史应察变观风重源流的史学观，从中可见刘氏的史学意识。 【关键词】《后汉书知意》：刘咸炘；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95-5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流人，近代蜀中著名学者，受其家学熏陶，自幼聪慧好学，在他五六岁时，先后从兄刘咸荥和父亲学习。1914年，18岁时其父卒，改由其从兄刘咸焌（字仲韬，清光绪癸卯举人，创办成都尚友书塾）授业，1916年成为尚友书塾塾师。1926年至逝世前，先后兼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刘咸炘博通群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著述丰富，著书235部，475卷，总为“推十书”，其内容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校雠学、方志学、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极其推崇刘咸炘，在《四川方志序》中称赞他“其识骎骎度骝骅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人而已”。 刘咸炘笃学精思，明统知类，“可惜天不假年，又远离学术中心，故其名不显，其学不彰，然而其书具在，精光自不可掩”。《后汉书知意》是刘咸炘《四史知意》的第三部成果，刘咸炘对《后汉书》中的“本纪”和“列传”进行了系统探讨，学界对《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皆有研究，而对刘咸炘《后汉书知意》还未见专门的系统论述，本文以《后汉书知意》为考察对象，从史学史角度探讨刘咸炘著史需明确史体，读史应察变观风重源流的史学观，从中可见刘氏的史学意识。 秉承章学诚的治学思想，刘咸炘的《后汉书知意》并没有着眼于文字和文法的考证，而是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探究《后汉书》的史意，并对《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杨树达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对《后汉书知意》高度评价到：“平心论之，蔚宗之书难不逮马、班远甚，要不失为良史，清代治史诸家考证文义者居多，专论史法者颇少，刘氏裒录成说，特为专书，立体既新颖可人，于读范书者亦实有裨，不失为佳著也。” 一、《后汉书知意》撰写原因和体例 《后汉书知意》成于民国十九年，刘咸圻在本书开篇说到：“庚申年秋读《后汉书》，有所评议，记为一册。近修《太史公书》《汉书》二《知意》既毕，因取旧册修补为《后汉书知意》。”可见《后汉书知意》是在他读《后汉书》之后所作札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关于撰写《后汉书知意》的原因，刘咸炘指出：“昔人评议范书者少于马、班，采掇简易，未旬而成，体例悉如前二书，其稍异者，间有论事语，以东汉史势人多不详也。然亦取足与书法相发明，不滥入史断语。马、班体例之精，不容议矣，范则多失，故今之所说，兼有纠弹，然仍名之日知意者，读史终应恕作者之用心也。”即史家评议范书少于马、班，且后人对东汉历史研究大都不是很详尽，范书体例多失，刘咸炘通过对其优点和篇体不足之处进行分析，以探究史意，使得读史之人应该明白史家本来的用意。并指出后代史者对于范书也有众多误读，“然审今范书传本，则其破碎谬误又有非蔚宗之本然者”，因而“今故具论之，亦使蔚宗功罪明白也”。 《后汉书知意》在体例上首先对《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进行探讨及评价，然后在内容上有关《后汉书》中“本纪”和“列传”的各个篇章都进行了探究。 （一）篇体之失 刘咸炘非常重视明确史体，“书之款式，似不重要，而实重要，于史尤甚”，认为范书在史体上和马、班相比确有所不足，“盖综合之识亡而史篇失其圆神变化之体，变化之体失而结构散碎，史传乃成告身、行状矣。告身、行状之式始于范蔚宗，而后史皆沿之”。并指出范书篇体之失处在于如章学诚所论“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且“其传中之论多止论—二人，即附其人事后，虽父子亦以论间断之，一篇之中遂分数传，盖其每篇本无一贯之处，每段各自孤立，甚至合传有全无意义，但以官位大小约略相等而遂合之者，此马、班所无也”。即范书各传孤立并不连贯，合传也仅以官位大小基本相同来分类，篇体上失却了马、班“圆神”之意。 对于《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刘咸炘认为“蔚宗书每人一段，间以论赞，而以事为纲之意渐失，如此传必分为六段，亦乏镕铸。若以任光、邳彤、耿纯为主而李忠、万修附，任光、刘植附耿纯，综叙河北之事，岂不省而圆邪”？对于《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刘咸炘认为此篇合传无义，“蔚宗之失又在不立表，若有表，则万修、刘植、景丹、杜茂诸人子姓传爵归之于表，名则附见他传中，何至繁文之娓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