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扶持与约束———民国政府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扮演.docVIP

　　分析扶持与约束———民国政府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扮演 民国时期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关系紧密，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深刻地影响到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节律和走向。关于民国政府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学界已有一定关注，但对于政府角色扮演的双重性的系统探讨似嫌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民国时期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植倡导、立法管制以及税收约束等方面，来梳理政府的作为与表现，并对其得失作出评述，以进一步探讨政府在近代民族企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政策扶持和官员倡导 民国初立，实业救国呼声日涨，政府对新兴产业实行保护奖励之策。政府的这一态度在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植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作为早期民族寿险公司的一面旗帜，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初创时就得到了来自政府的多方支持。1913年7月，公司众董致函政府对其予以赞助。他们从国家层面阐述了寿险的意义，并结合中国的窘境，阐述公司创立之原委：立国之道，财力为先，财力不充，鲜有能树立其国者。而一国财力，重在储蓄，而储蓄之道，以保寿为著。盖保寿储蓄一端，不特能使个人及其家室得所赡恃，且群策群力，合一国之众，而成一极大之金融枢纽，又足以供国家之取求。迨夫积资既巨，以之开辟富源，扶助实业，或为政府债券之代表，均无不可。在国外，保寿公司裨益于国家者可媲美银行，外洋若英美等国，其民间资本之积聚于保寿公司者，不亚于银行。而其裨益国家，且视银行尤过之。但返观吾国，此项公司本属寥寥，往者政府又不为提倡，致洋商保险公司，设立日多，耗蚀无限。即以寿险一项言之，我同胞输金钱于外国公司者，每年何止几千百万，莫大漏卮，可胜慨叹。董事目击心伤，乃于去夏组设此公司于海上，以期利权渐挽，裕国福民。但是，吾国保寿风气，尚未大开，社会上对于保寿之利益，亦未能如外国人民深知底蕴，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之赞助扶持。恳请大总统鉴其微忱，力予赞助。此请求函从大处着眼，阐析缘由，又饱含深情，政府怎能不为所动、起而倡之? 在另一封徐绍桢、王人文、沈敦和、朱佩珍、王芝祥、顾兆德、李准、徐承庶诸董事联名致总统、国务院总理的函中，特别提到公司创办乃感于政府之倡导。 在华安公司的开幕词中，董事徐绍桢详述保险公司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办银行而办保险公司者，则以保险公司能奖励贮蓄，且不需限于大资本之故，何况保险为人人自卫上必要之举，实成社会上一种救济制度。保险公司之设，小言之，足望工商之发达;大言之，即为国家财政之补助机关，实为刻不容缓之举。之所以着力阐释保险公司于国家之重要意义，其中自有希望得到政府的扶助之意在内。 当时一篇题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幕记事》的报载新闻，清晰地揭示了政界与华安合群公司之间非同寻常的关联：黎副总统元洪居本公司赞成员之首，其名固久轰世界，董事徐固卿君绍桢乃民国光复南京之首功，而又为本公司首倡之人，若王采丞君人文即前代理四川总督，曾救出无数人民于水火，若王铁珊君芝祥则卸职广西都督。 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不断高涨，国货运动风起云涌，保险界因之力倡华商保险，政府也对民族保险业予以扶助。1930年5月27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得知铁道部所属各机关正欲办理团体保险时，即上书工商部，提出机关团体保险应优先华商公司办理：近闻政府隶属机关，有进行团体保险之举，外国保险公司谋揽甚力。其事果成，则直接使国家机关多一年之漏卮，间接使我国保寿公司蒙重大之打击，伏念钧部职掌全国工商事业，保障提倡，不遗余力。对于各机关举办团体保险时，当亦主张由国人经营之保寿公司承办，即如敝公司承保商务印书馆、新闻报等职工之团体保险，成绩斐然，亦不让于外人，伏恳准如所请，咨请各机关进行团体保险时，应尽先委托国人保寿公司办理，以塞漏卮而资鼓励。铁道部遂训令所属各机关遵办，以鼓励华商保险业的发展。以华安合群公司为代表的华商保险界的呼声看来是得到了政府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并化作了支持华商保险业的实际行动。 国民政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明支持民族保险业的姿态：1930年9月，外交部发表训令，提倡职工团体保寿，并由纯华商公司承保;1931年7月，行政院发布关于国有财产及国营事业一律归中国公司保险的训令。 1934年1月，铁道部将全国国有铁路路局交由华商保险同业联保火险。1935年明令简易人寿保险业务由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国民政府还应保险界之吁请，同意在1936年为数不多的国家公费留学名额中分拨两个给保险，为保险业培养专业人才。 地方政府也支持华商保险业的发展。1930年，广东省政府下发公文，同意华安合群公司的陈请，日后团体保险尽先委托华商公司办理：各国在华经办保险之公司甚多，诚恐将来此项团体保险发展以后，相率向外商投保，亟宜事先筹划，以免利权损失。该公司所陈各节，尚属实情遇有进行团体保险事件，悉行尽先委托国人经营之公司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