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及资源丰度相关性探究.docVIP

中国区域经济及资源丰度相关性探究摘要 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水、耕地、森林、能源、矿产等五种资源，验证了1978-2004年中国不同种类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①资源诅咒原理在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仍然成立，除水资源外，耕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等四种资源的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森林资源；②遭遇“资源诅咒”的省处于“资源丰度―经济发展”坐标系第IV象限，并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③各省人均GDP与综合资源丰度的对数成反比，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④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往往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荷兰病”效应、制度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区位和交通因素等方面。 关键词 资源诅咒；区域经济；资源丰度；荷兰病；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19-06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其基本理念即丰富的资源趋于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凡是资源先导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其发展几乎都是不成功的，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1］。1965-1997年，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人均国民产值平均每年下降3%，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而资源状况一般的泰国乃至资源匮乏的新加坡和韩国，同期真实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2］。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例证还有20世纪资源丰裕国家居多数的非洲和资源缺乏的瑞士、日本等国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以及拥有大量高品位磷酸盐矿藏的瑙鲁国已经矿竭国衰，而资源相对贫乏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却在20世纪最后40年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3］。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是成立的，大量的国外研究也都支持了这种理论。然而，国内对于资源诅咒理论的探讨尚不多见［2～9］。对于其在我国区域内部是否成立的实证分析，更缺乏系统的研究［3］。中国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虽然门类齐全，但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整体来说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但在某些地区也存在着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能源、矿产、旅游、土地等自然资源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然而资源丰富并不见的表现为经济发展优势。实际上，在那些自然资源得到大规模开采的地区出现了更多收入不平等、产业结构畸形、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环境恶化等现象，这和“资源诅咒”所伴生的现象如出一辙。本文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几种不同代表性自然资源丰度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检验“资源诅咒”理论在中国区域内部是否成立，并分析其传导机制。[JP] 1 资源诅咒理论的概念框架 资源禀赋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许多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曾认为，丰富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进入20世纪后，资源的丰富常与经济增长缓慢联系在一起，从50年代开始出现有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讨论，例如Prebisch、Singer等人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是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造成了资源出口国的贫困［10］。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国际竞争力下降［11］，还有人认为缘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不足［12］。20世纪最后30年来，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1993年，Auty在研究资源输出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13］。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利用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14］。“资源诅咒”理论的相关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成为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焦点之一［4］。 国内外学者对于“资源诅咒”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资源类型及其丰度的计量、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以及资源诅咒的实证与对策研究（见图1）。资源根据地理分布可以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和扩散型资源（Diffuse Resource）［15］，不同资源类型资源丰度的计量不仅是资源诅咒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目前研究的难点。不同的学者做过多种尝试，例如单一替代指标［15～18］、多元指标［20］等。对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是“资源诅咒”理论的核心，丰富的资源趋于阻碍经济发展有多种作用机制［3，4，6，21］，常见的如贸易条件论、荷兰病、资源寻租与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资源财富的挤出效应和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等。资源诅咒的残酷事实已经在许多资源丰富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得到显著体现。以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