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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吴增定 提要：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 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 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 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 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 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 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 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 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 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 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 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国家 个人 道德 作者吴增定，男，1972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 100871) 引 言 晚近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和国家主义的讨论渐有热烈之势。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讨论从 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场针对国家的唐吉诃德式道德审判。事实上，国内学界对于国家的这种道德义愤， 正如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一样，原本不是中国本土的自生自发之物，而是西方的舶来品。 在当今西方世界，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甚至是 唯一“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信奉的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倾 e一 向于败坏，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败坏”。①尽管自由主义也承认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①这句话中文通常译作“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与阿克顿的原意稍有出入。参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侯健、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2页。 一22—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vii)，认为需要国家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一一但是无论如何，“必要的 恶”仍然是“恶”(evil)。只要国家是一种权力，哪怕是一种公共权力，那么对自由主义来说，国家就必 然是一种“败坏”，一种道德上的“恶”。 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这种道德批判和否定，来自于它对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的二元区分。这是它的基本原则。它所预设的基本事实是，包括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在内的一切善 (goods)或价值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并且都是完全不可通约的。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因为宗教信仰 和道德选择的分歧而产生政治和社会冲突，自由主义的策略是将国家“去道德化”。具体地说，自由主 义把一切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等都划人私人领域，并且将这一私人领域同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或国 家分离开来。相应地，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必须保持道德的中立性：它仅仅关心人的生命、自由和 安全，保护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却不能、也不应该干涉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 但是，一旦国家被“去道德化”，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是一个赤裸裸的 暴力机器，也就是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对于个人来说，国家的这种强大权力首先并非意味着对个 人自由的保护，而是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持久威胁和侵犯。在自由主义那里，保持道德中立性的国家 本身恰恰因此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