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分析十月革命未发生时俄国大学之中国学.docVIP

　　实例分析十月革命未发生时俄国大学之中国学----大学教育论文 --前言 本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采取中俄文献相互补正的办法，运用学术史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该专题。最后，笔者对本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鉴于国际学术界对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所以笔者在此将对这一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集中起来，现在的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主要持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汉学等同于中国学。即这种汉学就是专指研究汉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汉学，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国外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边界应在长城脚下，长城以里才是中国，这门学科是从地理上的边界来定义的。第二，汉学等同于中国学，但是这种汉学泛指大汉学。其内涵既包括专指研究汉民族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汉学，也包括按照欧洲东方学传统划分出来的蒙学、满学、藏学等。换句话，这种观点是说大汉学等同于中国学，国内学者大都持这种观点，也是主流观点。 第一章俄国中国学实现研究主体的转移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中国学走向成熟。俄国中国学从域外走向本土，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实现了研究主体的转移，即中国学学院化。所谓学院化，从组织形式上讲，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传教士团完全向大学教研室转移;从内容上讲，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俄国封建主义官僚僧侣向沙俄资本主义学院过度。那么俄国中国学向大学教研室转移的原因和实现学院化的条件是什么呢? 1.1中国学向大学教研室转移的原因 19世纪上半期，随着俄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俄国中国学研究及教学的重心逐渐由传教士团向大学教研室转移。1833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了蒙语教研室，这标志着中国学在俄国国内有了以高等教育为依托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那么催生俄国大学中国学建立的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19世纪前半期是俄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农奴制面临深刻危机”，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军力大增，开始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同时，沙俄政府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国民性”三立国原则，试图脱下自彼得一世披在俄国身上那件不合适宜的“外衣”。在俄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挑战德、法中国学权威的行为成为爱国主义的标志之一，催促了俄国中国学的民族化、学院化。在放弃西化和崇尚民族精神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具有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大学中国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是俄国中国学走向大学教研室的社会及思想文化因素。 其次，自《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9世纪30年代，虽然中俄双方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但从总体上讲并未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俄两国基本上履行了条约所规定的“永敦睦谊”的原则。正是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才使得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在19世纪上半期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800年至1824年的24年间，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近一倍。1802年俄国经恰克图对华贸易额占其同亚洲贸易总额的63%，到1807年则上升到70%。整个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其全部关税收入的15%，可以说，对俄国政府来讲，“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阁巨大的经济利益加速了沙俄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支持了俄国连年的欧洲战争，同时也刺激了俄国加快向东方扩张的野心。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对俄国政府的重要性。盛极一时的中俄贸易对中华语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使得在俄国本土培养中华语言人才的问题重又提上日程，直接促成了喀山大学蒙、汉、满语教研室的建立。 第三，19世纪初，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欧洲战事趋于平静，俄国渐次积聚起必要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迅速走向衰落，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使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因此，加快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培养更多的中国学人才，正是为了适应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此外，中国学学院化与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不仅是俄国中国学的摇篮，而且也是俄国培养中国学家的国外基地和大本营。”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条约明确规定:“每届传教士团俄国有权随行4一6名学生学习中华语言文化”“驻京俄罗斯之达喇嘛、学生等，每届十年换班”。至1864年以前，一共有48名俄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可见，传教士团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人数少，而且培养周期长。加之费用高、成材率低，这使得传教士团中国学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之后，俄国外务院、皇家科学院、恰克图华文馆以及一些私立学校等虽然也都进行了满汉语教学，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均未能成型。与之相比，大学中国学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 1)目的性; 2)计划性; 3)培养费用低; 4)培养周期短 5)便于监督和管理。 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链条的断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