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pptVIP

*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道安（约312/314～385）是东晋·前秦时高僧。他们共译出《比丘尼大戒》、《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鞞婆沙》、《婆须蜜经》、《僧伽羅剎集》、《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经论8部，凡100余卷 。 符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昙摩蜱与竺佛念合译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问世，道安在为该经写的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其论曰：?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 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 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 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 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 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 “一失本”——直译与意译的矛盾统一。 为了传播圣人的思想，译经大师们以“信”作为译经的标准。不过，他们大多未把握住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双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译经之“本”指的是佛经的意义，佛经翻译应以语义的正确无误的传达为根本，与语义密不可分的语言形式未被结合起来考虑。  为了传播圣人的思想，译经大师们以“信”作为译经的标准。不过，他们大多未把握住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双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译经之“本”指的是佛经的意义，佛经翻译应以语义的正确无误的传达为根本，与语义密不可分的语言形式未被结合起来考虑。 支谦最早指明，“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译经应当“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支谦在理论上是同意质直原则的，但在实践上，却大部分译品“曲得圣义，辞旨文雅”。 两种语言显而易见的差别包括音、形、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任何特定语言中都是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但最初的易经大师们无法把握这种有机联系，而只能分别地、孤立地观察到双语之间在这些方面的不同。因此，在理论上，他们提倡“依文转写”，“尽从实录”，一句话, 提倡直译、甚至逐字译的方法。但在实践中，光靠直译（逐字译）是无法传达佛经的真义的，因此，便产生了文丽的意译，这与他们对案本的“本”的片面理解是分不开的。 道安进一步强调案本、实录。他认为，“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即颠倒胡文的语序以服从汉语表达，也必然失本，应尽量避免。他主张的译法是直译，甚至极端化为逐字译，连原文的语序都不能更改。 显然，道安认为语言形式也是翻译之本，丧失了原文形式就等于失了“本”。所以，他坚决反对支谦等人在翻译佛经时改胡言为汉意，即用意译取代音译的做法，斥此法为“巧则巧矣，惧窃成而混沌终矣。” 由于提倡逐字译，忽视了双语间存在差异的必然规律，道安的理论也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在《比丘大戒序》中写道：“于是按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 2. “二失本”——质直与文丽的矛盾和统一。质直和文丽的争论是贯穿中国翻译史的又一对矛盾。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丽”派的代表，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译论史上留下过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他的意思是：印度文章辞句华丽，但汉译成汉语后，则失去美感，虽保存了大意，文体则相差太远。就好像把饭嚼烂了喂人，非但没味，更使人恶心。 另一方面也常常“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截而略之”，即不扬原文体制，变易原文；这是他在实践上追求文丽，因此常背离原文文体风格，从而偏离原文思想内容。这表明他不能完全再现西方文体，又为师秦人之简而不顾原文形式和内容统一的割裂倾向。 道安属于“质直派”，指出“胡经尚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