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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探究摘要:本文利用CHIPS必威体育精装版的行政村调查数据,借鉴收入分配文献中发展出来的地区子集分解法和收入来源不平等法,从空间层面和收入构成层面对村级财力进行地区分解和收入来源分解,以反映中国农村行政村之间财力差异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中国农村行政村之间财力差距非常悬殊,但财力不均等出现下降趋势;大部分财力不均等是由组内差异解释的,并且东部地区的贡献率最大;村级财力来源发生变化,村组统一经营方面的收入明显减少,上级拨入的收入增多,成为村级财力最主要来源。上级拨入的收入较好地起到了均等村级财力的作用,能有效地减少村之间的财力差异。 关键词:村级财力; GE指数;基尼系数;不平等分解 中图分类号:F8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9-0104-06 一、引 言 在中国农村,行政村是本地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负责向村民提供道路、灌溉和饮用水等公共物品。村级财力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本地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村级财力富裕或者集体企业多、效益较好的行政村有财力提供较多的公共品;而资源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滞后的村,村级财力紧张,农村道路、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家用自来水等基础设施落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严重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级财力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差距的重要因素,村级财力差距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些文献对中国地区间的财力差异进行了描述和分析[1]-[5]。据笔者所知,目前尚无基于村庄调查数据以分析农村财力不均等状况的研究。本文试图采用2002年和2007年的行政村调查数据,借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领域发展起来的不平等指标及其分解方法[6]-[8],对中国农村行政村之间财力差距进行系统分析。考察的问题包括村级财力来源是否会发生变化,村与村之间的财力差距是否越来越大,这种财力差距是由于地区间的差距引起的还是由于地区内部的差距引起的,上级财政拨款和转移支付是否有助于缩小村之间的财力差距。希望对村级财力差距的描述,可以为贫困村的瞄准以及农村不平等的调节政策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住户收入调整项目(CHIPS)在2002年和2007年两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2002年样本包括22个省市的961个行政村。各省市样本村数量为北京16、河北37、山西40、辽宁45、吉林48、江苏44、浙江53、安徽44、江西43、山东63、河南53、湖北52、湖南45、广东53、广西40、重庆20、四川50、贵州40、云南26、陕西37、甘肃32、新疆80。2007年样本数据包括东部地区4个省市,分别是河北50、江苏100、浙江100、广东100;中部地区3个省份,分别是安徽90、河南100、湖北100;西部地区2个省市,分别是重庆50、四川110。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村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情况,耕地管理,村集体财务和村治理,村交通、教育、医疗、村集体支农服务等公共服务情况。2002年的行政村调查中含有1998年数据。 村级收入调查内容包括村组统一经营收入(包括集体企业上缴)、集体企业以外的各种经济实体上缴的收入、村“一事一议”筹资(酬劳部分按以钱代工的标准折算)、村提留、村民上缴的其他各种费用(承包任务、收费、集资等)、上级拨入的各种收入及其他收入,1998年和2002年村民上缴的其他各种费用为村一级的各种集资。本文把村级财力定义为上述各项收入之和,并采用人均形式。 为了加强财力数据的可比性,还需要调整不同时期和地区的物价水平差异。简单地利用各年的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或GDP平减指数把名义财力调整为实际财力,会忽视地区间价格水平和生活成本差别。由于运输成本、贸易障碍和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同一种商品支付的价格也可能不同,一些地区的价格可能系统地高于其它地区。中国幅员辽阔,存在一定的市场分割,户口制度也限制了劳动市场一体化,这些因素进一步制约了地区间非贸易品(只能在本地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如住房和劳务)价格的收敛,地区间价格水平的差异尤其明显。即便进行消费者价格指数平滑,也会夸大地区间实际财力的差异。Brandt和Carsten[6]构建了1984—2003年各省农村、城市及农村—市合并的地区间物价水平调整指数,为中国地区间物价平减奠定了基础。我们根据他们的农村指数对样本平减。 调查数据包括三个年份,正好与农村税费改革的前后阶段相对应: 1998年数据代表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前的情况;2002年数据代表税费改革正在进行时的情况,这时一部分村进行了改革,一部分村没有改革;2007年数据则是反映税费改革结束和农业税取消以后的状况。通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