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对《周易》“言意观”的解构与重建.docVIP

论王弼对《周易》“言意观”的解构与创新 韩国良 摘 要：由《周易》“书不尽言”、“系辞焉以尽其言”等论述可知，“辞”乃是一种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假托曲饰，言近旨远的特殊语体。王弼抹杀了“辞”、“书”、“言”的区别，并引入《庄子》，对《周易》的“言意观”作了本体论的改造，不仅把《周易》的修辞学问题提升到语言哲学的高度加以讨论，而且也顺利地实现了由文本制作向文本阐释的过渡，为历代学人对儒道元典的创新性阐释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周易》；王弼；言意观；阐释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众所周知，王弼的语言哲学是在阐释《周易》“言意观”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历来研究王弼的学者，在涉及王弼的这一语言思想时几乎都要上溯到《周易》，通过与《周易》“言意观”的比较以凸现王弼语言哲学的地位。可是遗憾的是由于前人对《周易》“言意观”的内蕴并未真正把握，这样就使他们在探析王弼的语言哲学与《周易》“言意观”的关系时，不唯不能对《周易》的“言意观”作出正确阐释，而且也使他们对王弼语言哲学的价值认定发生错位。鉴于前人的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拟着重探讨以下问题：（一）《周易》“言意观”的本来意蕴；（二）王弼对它的解构、创新。通过二者不同蕴涵的对比，以展现王弼的语言哲学在我国文论建设和经典阐释上的重要价值。 《周易》“言意观”的本来意蕴 《周易》有关“言意”观念的阐述，见于《易传·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1](P82)对于这段文字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关键就看我们能否把握“辞”的涵义。 在这段文字里，“象”指卦象、“意”指圣人对道的感悟、“书”指书面文字、“言”指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当下使用的活的言语，前贤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对“辞”在这里的具体内涵，历来的研究者却罕有涉及。 由《系辞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易传》这段文字明显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 一是“书不尽言”，圣人“系辞焉以尽其言”。关于前一意义，由于前人所述甚详，并且也与“辞”的蕴义的探讨并无多大关系，所以这里无需赘语。下面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辞”在这里究竟取何意。 “书不尽言”，圣人却能“系辞”以尽之，显而易见，“辞”在这里乃是一个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的特殊概念。为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在具体探讨它的涵义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书”、“言”的区别。虽然“书”除了“书面文字”还有“书写”、“书籍”等意义，“言”除了“言语”还有“言说”、“语言”、“话语”等意义，但是如上所言，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句话里，“书”乃指书面文字，“言”乃指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当下使用的活的言语，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有关二者的异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讲的很清晰：“黄帝之史苍颉，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之于书帛谓之书。书，如也。”[2]这也就是说在“书面文字”这一意义上，“书”乃是“言”的秉笔直录。正因为是秉笔直录，所以它在“言”的面前才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3]（P120）与《系辞传》所言可谓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与书面文字相对的言语，虽然缺乏书面语的规范性，但是由于它与现实语境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在被运用时所具有的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譬如运用不同的语调、重音、助音、停顿，乃至表情、体态、动作予以辅助等，其表意功能还是很强的。可是一旦变成抽象的书面语，离开了以上诸多媒介的辅助，其表现力自要大大受限制。《易传》所以说“书不尽言”，盖正是由此着眼的。孔颖达曰：“言有烦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言。故云‘书不尽言’也。”[1](P82)虽然讲的不够全面，但对“书”与“言”的不同显然是有清醒认识的。 有关“书”与“言”的不同已见上文，“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却又能将“言”的蕴意充分加以展现，那么它的寓意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一点，其实《周易·系辞传》也有体现。《易传·系辞下》：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1](P89)。 由此足见，“辞”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曲托假借、精于修饰，它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乃是一种经过作者精心结撰的言曲旨远的特殊语体。由于它已接受制作者精心的加工，获得了“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的传输功能，并不像一般的书面语那样只是对“言”作客观再现，所以才会有如此巨大的传输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