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中寻回真我想象力.docVIP

在职场中寻回真我想象力国民生产总值(GNP)最高以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一定不会是亚洲的布丹。但是,国民快乐总值(GNH)居冠的国家却是布丹。因为有钱并不等于快乐,世界上患者有许多有钱的经神病患者,但是却并没有快乐的经神病患者,或者说,内心快乐的人并不在意被真正的经神病患者视为经神病。这让我想起2009年的一部热播剧《潜伏》。有网友称,人们喜欢这部剧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半世纪前的虚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潜伏”在办公室。可是,为什么要像个老谋深算的地下党那样,不动声色地“潜伏”在办公室,过一种身心分裂的痛苦生活?“潜伏”的动力是信仰和对信仰的忠诚,所以,问题就又变成了我们到底信仰什么。是信仰自己内心的敏感与方向感,还是信仰某种外在异己的力量?布丹国王说:“我们不相信GNP,我们信仰GNH。” 一个人小时候对未来更美好、更愉快、更丰富、更有滋有味的生活几乎有无限的信心,长大以后他不再那样想,他把那种曾经勇敢和充沛的本初之心称作想象力,也许想象力才是真正堪称真实的事物,而当一个人认为想象力必须向所谓现实低头的时候,他就已经衰老了。我们在职场度过自己的大半生,倘若我们只是强作欢颜的“地下党”,每天在办公室掩饰着自己厌恶重压而渴望欢娱的真实自我,那么生活就真的成了网络语言中的“杯具”。哈佛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巴瑞,在恶劣的职场环境中,有人完全失去了胃口,每天只靠劣质咖啡提神,应付来自各方的攻击。有人发明了4T工作饮食法:“Tums(胃片)治我经常翻搅的胃,Tylenol 是头痛药,Tagamet 治我七年来的溃疡,而Thorazine安定我的神经。”这时候,在折损寿命的身心煎熬中,人们显然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本初之心,转而忠诚于某种施虐的外在力量,以换取病态的安全感。 金融危机让人生短暂停摆,《2012》提醒人类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人的人生在某一刻都永远地停摆也并非不可能。这时候再来回头审视职场生涯的重压与无奈,正好给出了一个超出日常困境的新视野。这个视野让我们面对自我的软肋:我们之所以受制于卑微和琐碎的安全感,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生命激情早已被教育所毁。我们都活在组织里,可是许多人却持续地抱怨,认为与领导者和组织的其他成员共处仿佛慢性自杀。然后在抱怨中坚持,并因为内心的不快乐而进一步污染其所在的组织。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薪酬、退休金和习惯性的条件反射?其实丧失了对生活的激情与想象,换个职业或者换个团队都不会增进工作中的幸福感。关键是一个人该如何定义工作,通过工作创造一种健康的自我认同,而不是在工作中否定自身。我相信失去了想象力的生活并不真实,钟摆般重复的无聊生活只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幻觉。从SARS到汶川地震,一件接一件的大事情不断打破这种顽固的职场幻觉,让人渐渐活得清醒而真实。 讨论职场生涯与内心生活的关系,总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公益活动家兰妮,她相信普通人能够改变世界,并让全人类受益,因此在1977年她促成了一项世界性的“终结饥馑计划”的诞生,并成为该项目的领导者之一,为之付出全部心力;1996年,她听从内心新的召唤,创立了致力于保护热带雨林的帕恰玛玛联盟。她在工作中感到,自己是上天派来结束痛苦的使者,并和这个大目标一起前行。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做大事情的人。另一个例子是:1982年担任加拿大多伦多港助理信托经理的本,因为一次办公室的改组而被迫坐在一个烟民的身边,不喜欢烟味的他索性辞去了工作,在多伦多市的杨街和布卢尔街交叉路口即兴演唱至今。整个下午他都唱歌,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向他致意并给他钱。他在歌中唱道:“我知道不用朝九晚五的快乐,每天在杨街和布卢尔街路口唱唱歌。弹起了我心爱的旧五弦吉它,不工作,乐陶陶,那是肯定的。”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做大事情的人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这两个故事对于那些至今仍苦苦挣扎在职场之中的人们来说也许都足够极端,但是你真的需要知道,对于一颗古老而前途未卜的星球来说,街头献艺并不比“潜伏”在办公室里更疯狂。 在高风险社会中,我们无法决定种种致命的危险是否会发生,我们唯一能决定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关于工作,有一句古老的箴言:“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按我的理解,这句箴言道出了在职场生涯中保持快乐心境的两个秘密:其一,无论做什么,做的时候要有“你”在;其二,无论你在哪里,你的心中要有“爱”。生命就像一次旅行,如果忘记了原来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忘记了一起踏上旅程的同伴,忘记了两岸迷离的风光,而只是提着大包小包在站台与站台之间疲于奔命,那时候你已不存在,爱已不存在,做事又有何益?所以,这里要求的并不是辞掉工作的勇气,放弃一份稳定的薪水的勇气,而是在职场中、在组织中寻回自我的勇气。你不需要放弃你担心会丧失的那一切,你只需要寻回你本不该失去的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