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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政策”的能力限度 　　摘 要 通过对各省、市异地高考政策文本的梳理与比较，可以发现，部分地区异地高考政策文本在准入条件、报考院校以及执行方式方面存在能力限度，该问题背后潜伏着诸多社会隐患。反思高考政策能力限度，才能为加快异地高考改革、推动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 异地高考 进城务工人员 能力限度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为满足随迁子女能够参加异地高考的公共诉求，2012年8月，国家教育部等相关部委下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方案，从而切实有效地推进随迁子女的考试工作。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相继颁布了异地高考方案并逐步开始实施。 　　一、 异地高考政策的局限性 　　异地高考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缓解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与升学问题，但是从部分省、市的政策文本透析来看，其局限性使其解决跨地区高考难题的能力大打折扣。 　　1.准入条件缩小了政策覆盖面 　　从各省、市异地高考政策的条件限定来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若要获得就地报考资格，其父母需要在流入地拥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合法稳定的收入并缴纳社会保险，如果不是户籍地人口，也需要是当地的常住人口；考生本身也需要满足当地一段时间的学习经历和学籍等条件。不同地区，准入条件设置的差异性较大，以安徽、江西为代表的中部地带往往准入门槛较低，反之，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稠密、高校资源富集的京沪粤等东部地带，开放异地高考的压力较大，准入门槛较高。多种政策条件的限制，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无权享有与其他群体同等的政策待遇，异地高考的理想很难实现。例如，广东省出台的具体方案规定：随迁子女考生需要具有广东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满3年，其父母则被要求除拥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外，还需缴纳社会保险、持本地居住证连续超过3年，才可参加高考。这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背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其子女能否参加异地高考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多租住没有合法稳定性保障的廉租房甚至棚户区，一些用人单位为避免承担法律责任、节约企业成本不予缴纳社会保险，更有大量没有单位依托的农民工缺乏参保意识，不能及时参加社会保险[1]等因素制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权仍被排斥在政策外，他们只能重返故土参与高考甚至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2.报考院校限制违背了公平选择 　　从各省、市对异地高考考生开放的院校类型看，共计26个省对符合条件的异地考生实行流入地报考且与本户籍地考生享有同等的录取待遇。而纵观西部，在青海、云南及内蒙古仅放开部分高职或本科院校的异地报考录取工作。部分省、市限制异地考生报考院校类型的行为，违反了异地高考“有条件的准入，无条件的高考”[2]的基本原则，背离了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享有的报考不同院校类型的权利。如内蒙古自治区相关政策规定：“外来务工人员需在本区拥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且缴纳社保均满3年，随迁子女具有内蒙古中等职业学校3年学籍，均可在流入地参加考试，但仅限于高职高专院校的报考；另外满足以上条件外且取得内蒙古户籍满3年，可参与本专科院校录取。”备受关注的北京、天津等地，仅逐步开放职业院校。其中，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明确指出“进城务工父母及其子女在满足相关准入条件的情况下，有且只有参与高等职业院校的招考机会，待高职院校教育毕业后，才可通过优秀应届毕业生获得推荐和考试录取资质升入本科阶段学习”。若把本户籍地考生看作拥有大量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强势群体，把随迁子女看作各方面资源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那么面对不平等的院校选择，只会减少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造成代际流动固化，使社会走向封闭，加剧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社会群体的边缘化。 　　3.政策渐进实质是改革保守 　　一项政策执行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譬如，政府管理以及政策执行者对于同一问题不同价值观的限制，政策文本本身的局限性等等，而目标群体由于无法与政策主体的要求完全一致，就容易造成执行限度[3]。从各省、市公布的执行方法步骤看，京、沪、粤东部地区及陕、甘、宁等西部地区共计10个省份对异地高考开放强调过渡与渐进，采取“逐步实施”的策略，这种渐进性政策策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效性，体现了管理者的保守心态。如天津当前对随迁子女仅开放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就地报考政策；上海市更强调外地务工人员手持《上海市居住证》、积分达到120分对随迁子女就地报考的重要性；广东到2016年才放开随迁子女参加本科院校的招生录取。以上政策内容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