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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汇市场羊群行为分析摘要：近段时间以来我国面临人民币巨大的升值压力。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在我国外汇市场上通过对参与者群体乃至国家的行为分析，从另一个视角认识我国的外汇市场现状，并得出一些结论，无疑是一种积极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关键词：行为金融 羊群行为 外汇市场 汇率 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外汇市场交易量巨大，我国外汇市场目前主要还是实盘交易，在诸多参与者中，国家和机构交易者作为参与角色就显得非常突出。本文只从机构交易者和国家两方面的羊群行为对我国外汇市场决策影响出发对其阐述。 一、机构交易者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 传统的金融理论大多隐含完全信息的假设，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这样就可能形成羊群行为。商业银行、金融公司、基金等投资机构虽然可以制造噪音，然而，对于实行噪音交易的单个参与主体来讲，他们可能是噪音获益者，也可能是噪音受害者。 在短期交易普遍存在的前提下，交易者可能聚集在某些信息甚至是与基础价值毫不相关的信息或谣言上进行交易。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价格与价值的明显偏离。当大量的交易者聚集于某一信息并发生极端反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羊群效应”。这一效应可能使得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因为他不能保证其他投资者会相信并聚集在这一信息上，这就不利于提高交易者搜集信息的积极性。如果大量的投机性交易者在某一信息上聚集，而忽视了对其他相关的基础信息的搜寻，甚至聚集于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上，往往造成与资产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不能完全从价格中反映出来，从而使资产价格的信息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噪音交易者还可能通过信息的积极反馈，无意间对知情交易者的行为进行了掩盖。知情交易者之所以能够获利，很大方面是因为其掌握的私人信息还未完全体现到价格之中。然而，由于知情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同时进行交易，掩盖了知情交易者的行为，使价格体现信息的速度放慢，知情交易者从而可以获得超前收益。噪音交易的这种“羊群效应”损害了市场的有效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机构投机者利用信息模糊，在外汇市场上造成羊群行为而针对亚洲诸国外汇市场上的一次金融大餐。领头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深受投资界的尊崇，他们对其行动更是亦步亦趋，其卖掉泰国铢，卖掉泰国股票的行为，引发了羊群效应，泰国政府最终无力支撑，宣布汇率自由浮动。泰国铢巨幅贬值，股票市场一落千丈。此时，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机基金，又跟着索罗斯这只“领头羊”，等待时机，在泰国铢下跌最低点时，大量买进泰国铢和泰国股票，抬高汇价和股价，伺机撤出，从而大赚一笔。在羊群效应的放大作用下，投机基金可以不顾与国家央行对抗的“兵家大忌”，继92年狙击英镑，重创英格兰中央银行后，又一次在与国家央行的较量中大获全胜。 而对于金融危机受害国自身角度看，金融市场信息的弱化给羊群行为提供滋生的温床，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对于参与者们而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导致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使金融市场丧失应有的有效性，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最终引发危机发生。 二、国家基于影响力的羊群行为 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经济大国同小国的，经济强国与弱国之间，若国际贸易及金融融合程度及依赖程度很高，往往经济影响力弱的国家会对经济影响力强的国家的货币在汇率政策上实施盯住政策，以利于弱国的经济稳定。从而，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在外汇市场上实际上扮演着“领头羊”角色，受影响力强的国家约束，经济小国、弱国多在头羊的带领下实施跟随策略。区域经济合作体之间，虽然不存在经济实力的巨大悬殊，可是，区域经济体，例如东亚诸多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相同，经济结构类似，替代性很强，为了在世界经济中避免“邻里纷争”，或者基于获得群体福利最大化，它们之间往往达成某种“心理契约”，形成羊群，从而，对于某一群内成员的动作，往往有跟随倾向。 然而，领头羊国家要注意避免理性决策的内在非理性缺陷。表现为参与各方出于个体理性考虑产生的决策，在群体行动的作用下，可能以理性人的角度出发而最终走向了非理性。这个在博弈论中“囚徒两难”博弈，就是一个很好的理性人最终走向非理性的例子。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诸多国家在汇率市场上陷入了理性决策内在的非理性泥潭。东亚各国经济依赖度很高，经济结构化趋同，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中占居极其重要的位置，东亚各国在危机过程中为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本国产品世界竞争力，对外都采取大幅度贬值的汇率策略，结果引发了竞相贬值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