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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正觀雜誌第四十四期/二 ΟΟ 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佛典漢譯流程裡「過渡性文本」 E.Zürcher 1991 則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同樣指出了這一點(參見該文頁 291-293 ， 的語文景觀 尤其是文後結尾的一段) 。至於談到昔日國家譯場裡的「潤文」之舉，乃至日 【第一部】 後「潤文官」的設置，則又讓我們聯想到福柯在〈話語的秩序〉裡所提及 的那些「話語控制」的內部程序。個中詳情或可參見勞倫斯‧韋努蒂著， 譯經文體、譯場組織與譯經流程 查正賢譯 2001 ，頁377-380 以及米歇爾‧福柯著，蕭濤譯 2001 ，頁8-14) 。 事實上，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說的，舉凡涉獵漢譯佛典文獻並關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萬金川 注其間語文現象的學者，幾乎都會留意到漢譯佛典文獻裡那種 「文白夾雜、韻散交錯、華梵相混」的譯經文體。 這種文體在散文部分有著強烈的節奏傾向而大量使用四 一、1936 年，中華書局從《飲冰室合集》單獨抽出了梁啟超先 言一句的格式，並且在所謂「韻文」部分呈顯了仿自五言或七 生晚年潛心佛學研究的具體成果，並匯編成冊而以「佛學研究 言漢詩但卻又沒有押韻的「偈頌體式」，這種「散文四言格」 十八篇」為書名公開予以發行(先生於 1926 年過世，而這些在任公先 與「偈頌五言體」或「偈頌七言體」時而交互穿插，時而各行 生身後結集成書的單篇論文，其初稿則都是撰寫在 1920-1925 年之間) 。在 其道地出現在漢地譯出的各種佛典文本之中。並且，這種獨樹 這一本任公先生廣受學界閱讀的書籍之中，有一篇是先生寫於 一幟的「譯經文體」，在中土幾近千年的佛典翻譯工程裡，竟 1920 年而題名為「翻譯文學與佛典」的文章，並且在這篇文 然能夠不斷被複製而始終維持了它風格上的一貫性。 章的第六節裡，先生則提到了佛典的漢譯工程對漢地語文重大 當然，關於這種「譯經文體」對中古漢語的語法與詞彙的 而深遠的影響，凡有三端：其一為國語實質之擴大、其二為語 種種影響，特別是近二十年以來，其實已經有諸多漢語史的專 法及文體之變化、其三為文學的情趣之發展。就以上的第二點 業學者發表了他們豐碩而極其精湛的研究成果(此中關於語法方 而論，先生劈頭便說：「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 面的研究概況，或可參見朱慶之、朱冠明合撰而提交此次大會並於事後發 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參見《點校本‧佛學研究 表在期刊上的朱慶之、朱冠明 2007 的論文。至於詞彙方面的研究情形，或 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98 。又、先生此處所謂的「異感」， 可參見萬金川 2005 「迴向第五」的相關介紹)。然而，對於這種「譯 可以說乃是文本翻譯上的「陌生化效應」“the alie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