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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 世界首富在这里诞生轻叩国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了屯门海面。他们借口船只遇风浪破裂,海水浸湿了货物,借位于广州南面104公里的一个多岩石的半岛晾晒。这个地方叫做澳门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使用来自美洲的战利品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很多年里,3万人口的澳门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各国开展贸易的基地和外国商人的居住地,但中国人始终怀有敌意,只有不断贿赂才能使商业关系得以维持。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们,包括那个有名的跛子利玛窦。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搭送现代科技,这样的队伍络绎不绝地跨洋来到中国 海禁从明朝开始,主要是为了巩固海防和防止倭寇。当时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一律被视为走私,抓到均以重罪惩治。官方所承认的贸易只有贡舶,即以“朝贡”和“回赠”形式进行的特殊贸易,为的是满足皇帝的享受和增加国家的税收 既然是朝贡,外商首先必须向明廷称臣,并根据规定按时来进贡。那时的外国商人乘船在如今广州荔湾区的十八浦路登岸,住在有1XX年(1685年)正式设立四省海关,随即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第一次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同时也就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严格区分开来,使洋货行商有了法定地位,此外,还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历史翻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 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简单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十三行商人中成立公行,类似于西方的行会。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保商连坐制度来自于封建保甲制度,与如今的煤矿安全岗位责任制相似。就是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出了什么麻烦责任由保商来负。而这种制度也成为官府和朝廷勒索敲诈行商的借口。道光年间,一位外国商人私自去内地禁区做生意,他的保商就被罚了12万两银子。另外,如果行商中的哪一位欠债欠税或者破产,其资金漏洞就要由全体行商共同弥补 从保商制度中还衍生出一种行佣制度,就是当地官员从行商的贸易额里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其实就是小金库。因为清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俸禄。具体到广东,两广总督年俸是两万五千两银子,但他的实际收入要再乘以12。其中最多的就是从对外贸易中搜刮来的 十三行的外贸同时也是皇帝小金库的财源。粤海关税收全部由清朝皇帝直接支配,每年皇帝都下达一定额度要求上缴,亲自批阅,分毫不漏,一旦渎职歉收,轻则革职留用,重则发配充军 除了上缴税收,十三行还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玩具”,时称“采办官物”,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毛织品以及宠物等。比如乾隆每年可得洋货千余件。就连内务府造办处的经费,都是由行商每年5.5万两的贡银提供 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朝廷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就捐输了30万两 十三行就这样成了朝廷的印钞机。即便这样,这帮粤商的始祖们照样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世界首富 道光十四年(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也就是当年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现在的价格计算,相当于30亿美元甚至更多。当时,这或许是世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浩官(Howqua Ⅲ)生于1769年,这是伍秉鉴的商名(当时做生意的人都不用自己的本姓),他父亲和兄弟用的是同一个商名,这也是西方人熟知的那个家族的名字。他父亲本名伍国莹,曾是另一行商首领潘家的账房,后自己创立了元顺行,巅峰时期在XX年,他被一项英商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牵连,被监禁在商馆内,逼迫他代偿欠款。次年,他又面临破产的厄运,最终因为公司的扶持渡过难关,可从此心灰意懒,将业务交给二子秉钧 伍秉钧成了伍家第二代中的第一位浩官(Howqua Ⅱ),并创立了日后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1800年,怡和升至行商第3位 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是,早在全球贸易初期西方就想购买东方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中国却并不想购买西方产品,只同意对方用白银交换。16世纪末一位佛罗伦萨商人抱怨:“一旦银子落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