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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孝道观念源远流长的自然环境分析 　　摘 要： 孝的思想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它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的思想，而且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之德行的标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深入民心是农耕文明赖以维系的自然环境长期选择的产物，同时也是在此环境下的农耕生产方式长期屏藩、呵护的结果。 　　关键词： 孝道文化 自然环境 农耕文明 　　 　　百善孝为先，百德孝为首，百教孝为始，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之一，被中华文明奠基时期的儒家创始者孔子称为“至德要道”。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在其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中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1］相反，孝道在中国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的强化而得以继续发展和保存。对中国文化不无偏见的黑格尔，有一句话倒是切中肯綮：“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2］孝道文化为什么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它为什么深深地植根于历朝历代人的思想之中呢？为什么又能成为古代宗法社会政治的伦理基础呢？对此，我们仅从自然环境方面加以分析。 　　 　　一、封闭而优越的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使上古先民早已形成了安土重迁、“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保守观念，这是孝观念得以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 　　 　　人类的精神生活及精神产品，都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孝道观念的产生同样如此。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气候温暖湿润，自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先民们的生活环境即如《庄子?秋水》中那个寓言里的河伯那样，大海防于东南，雪山屏于西，大漠戈壁绝于北。震旦古盆地天然地成为一个与其他地方隔绝的人文地理单元。这种隔绝的情形，直到公元1世纪初才稍有改变，但也只是有个别人历尽艰难越过了西部和南部的天然屏障而已。这种与外界隔绝的优渥的地理环境，生长出了一类独特的文化，这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 　　中华民族栖息的这块东亚大陆，可谓地大物博，为我们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使得人们无须辗转劳顿便能求得生存。但是从另一角度而言，过于优越的地理条件恰恰又构成了发展的障碍。因为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很早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农业生活，形成极强的安土重迁观念。人们的理想生活图式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背井离乡被视为不得已的悲剧。这种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时空观念得不到足够的拓展。这样，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文明的传递主要是纵向的承继，而很少横向交流吸收。这是初民对拥有较多生产、生活经验的老者尊重的环境因素，也是孝道观念产生的自然基础。 　　 　　二、早熟而繁盛的农业，促使社会产品出现一定的剩余，这为养老、尊老及孝观念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农业考古实践中，我们发现中国原始农业的分布极其广泛，北起内蒙古东部、辽河流域，南到云桂大地，东到山东半岛，西到渭水流域，但主要集中出现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的旱作农业是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公元前6100―5000年）和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公元前6100―5600年）为代表。南方的水稻农业是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公元前6500―5500年）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公元前5200―4200年）为代表。从这些原始农业遗址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农业已达到相当水平。与此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上古先人的精神世界也已表现出独有的特征。 　　与游牧民族“贵壮健，贱老弱”的社会风俗不同，农业文明的优势恰恰在于，她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持续不断的食物资源，提供了供养老人所必需的剩余劳动产品。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齿”、“养老”的传统。《礼记?王制》篇对此多有述及：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侯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国老”即有爵位的老人，“庶老”即普通百姓中的老人。《礼记?王制》篇的这段记述很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有虞氏至夏、商、周，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养老、尚齿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和发展，但四代“养老”、“尚齿”的传统却是以一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