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巫史传统的天命到世俗化的天命.docVIP

从巫史传统的天命到世俗化的天命 　　摘 要: 孔子本人从事过巫史职业,其文化背景与商周时期的巫史阶层的天命观有着重要的联系。春秋时期,孔子实现了由巫史而士的转变,但巫史传统对其思想仍有深刻的影响。他强调君子要敬畏天命,要知天命,却慎言鬼神,并用天命来解释世俗化的人生,让人与天命合一,对天命进行了由巫史传统至世俗化的改造。 　　关键词: 孔子 天命 巫史传统 世俗化 　　 　　孔子处于一个王纲解纽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下移的年代。孔子本人精通巫史知识,并继承了巫史阶层的文化精神。孔子“少也贫贱”,年轻时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而“儒”则是古代从巫史阶层中分化出来的职业。天命观是儒家道统中的根本问题,孔子对天命的解释既有巫史传统中的神秘性与神圣化特点,又随着东周时期社会理性的发展而趋向世俗化。 　　巫史阶层是如何获得天命解释权的?这主要是通过《国语?楚语》及《尚书?吕刑》等文献记载的“绝地天通”活动。上古之君,如颛顼和尧,都将祭祀行为专业化,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里的重、黎即是巫,同时禁止“民神杂糅”,这使得巫史垄断了神人之间的沟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弗雷泽在《金枝》中也曾提出:“美拉尼西亚的酋长们享有权力,完全来自于人们相信他们和魔鬼有往来,并能够凭借魔鬼产生的影响去支配超自然的力量。”[1]由于巫史阶层在上古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他们总以天命在人间的代表者自居,进而掌管祭祀礼仪、天文历法、文化教育等。巫史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基础,是中华道统的重要源流之一。 　　孔子的天命观与商周时期的天命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他本人受商代文化影响。孔子为宋国人,其祖先微子为商代王族。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和存世文献等资料判断,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凭借“绝地天通”的力量参与政治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文化精英,而且是政治精英。商王是当时社会最大的巫,正如陈梦家所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2] 　　周克殷命的成功实践,使得后来的周人有了一种更为理性的天命观,这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天命靡常”、“敬天保民”,进而又有了突破性的进步,在承认天命的至上地位的同时,用“德”来解释敬天命与克天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以德治作标准,相对来说减弱了巫史集团的权威和地位。并且,天命会随着人民的意志转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的天命观发展了这一方向,重视现实,突出人文,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随着宗法制的解体,部族政权衰落,人文精神萌发,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不满,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明显下降,巫史阶层的天命观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阶层原来的行政权力被世俗化的王权剥离,与神沟通的特权随着社会理性的发展而被削弱,随着天命观念融进了“德”的因素,宗庙中的祈祷、祝卜的作用降低,巫史阶层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社会现实,其天命观逐渐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倾向。 　　孔子终生自认为是天命意志的承载者。他说:“天生德于予,桓?s其如予何!”(《述而》)“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说明他自认为是受命于天的,而在当时社会,能够拥有天命所归的思想的只有君主和巫史。可以推测,孔子的身上有着浓重的巫史文化传承。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孔子逐渐从巫史阶层中脱离出来,转化成士,但凭借巫史传统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和话语权力,他积极参与现实活动,游历各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创办私学,向三千弟子传道授业,希望恢复以前以巫史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的这种责任感与巫史阶层的天命观有一定的关联,巫史阶层强调他们是天命意志的承载者,要对人间之事负责,要用天道来解决社会问题。虽然巫史地位日益下降,但巫史传统却并未完全消失,此后历代儒者中均不乏为民请命的人,他们以勇毅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惜以性命与浊世相抗争。 　　孔子对天命表现出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感是巫史集团的职业精神。巫史集团在远古承担了“绝地天通”的职责,在他们的心目中,天是主宰人间命运的最高神,是决定气候环境、战争成败、国家命运与人生祸福的权威,因而必须尊敬它的意志,也就是尊敬天命。同时孔子突出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正这如李泽厚所讲:“它是‘敬’的极度形态。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