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docVIP

“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 作者：陈少明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06期 　　 引言：从“南镇观花”说起 　　 “心外无物”，这个表面上不合常理的命题，历几个世纪而聚讼不断，意味着它的内涵不会如其字面所表达的那样简单。此外，一种观点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出或触及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还在于其从自身的主张出发，有力量参与对传统的塑造。因此，重提这一经典论题，提供了与传统对话的一种途径。 　　 王阳明南镇观花的公案，是理解问题的机缘：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第275条) 　　 这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其独特之处，不在于文字与图景，而在于观念。文中对话涉及阳明心学的重要命题“心外无物”。这里阳明的解答与其平日的说法相比，留下值得推敲的差异。据通常的说法，心外无物的“物”是指事或者理，也可称“心外无事”或“心外无理”。而这则对话所涉及的“物”，则是作为自然现象的物体本身。即“心外无物”并非是心外无事或心外无理的隐喻，自身即具有命题的意义。新的说法，究竟能否与以往的见解相协调，是问题的焦点。如果前后表达的实质一致，便需要通过在更深层次上的思考、沟通，才能有效弥合直观上的差别。倘若两者实在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则需要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即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如何处理接纳自在之物的存在这一经验事实? 　　 这是富有诱惑力的任务。本文的问题是心学的，线索来自记载阳明学说的《传习录》，而引申的论说，则期望通向更广阔的哲学视域。 　　 一、问题症结：物与非物 　　 翻检《传习录》追溯阳明平日的说法，他不只一次在答问中把“心外无物”之“物”界定为事或理。当弟子徐爱提出“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时，阳明肯定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第6条)“意之所在便是物”是“四联句”的焦点，这里所说的“物”，不是指独立于意识的外部对象，即不是通常所说的物质，而是指受意识支配的行为，如事亲事君或仁民爱物等，所以叫做事。事在人为，即事由人的行为所构成。常规情况下，不存在人没有意图而产生行为的现象。由于阳明所举之事(如事亲事君)均属伦理行为(区别于技术工作)，而面对相同的行为对象如父母或君主时，不是所有的人所采取的态度都必然一致规范，即也有不孝或不忠者，可见“孝之理”或“忠之理”等伦理规范，并非外在行为对象的属性，而是行为者内心的自觉意图或意愿。反过来说，心中没有孝之理或忠之理，就不会有合规矩的事亲事君行为。所以，阳明把“心外无物”解释为“心外无事”。 　　 顺此思路，阳明继续断定：“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133条)这种理或规范只存在于行为者的心中，有心才有理，理即本然状态——性，或称良知的组成部分。如上所述，这个“物理”实际是事理，也即涉及人伦关系之伦理。故“心外无理”与“心外无事”，在阳明那里，意义可相通，但这个“事”必须限制在正当的事上。这是心学的基本思路，大多数学者对此看法一致。 　　 为何阳明不限于直截了当说“心外无事”或“心外无理”，偏要继续使用易生歧义的“心外无物”，与他的问题意识有关。就宋明儒学内部而言，心学的兴起与发展，同理学的思想矛盾相关。身处明代的王阳明，洞悉程朱理学存在的问题，而双方争辩的内容之一，是争夺对《大学》的解释权。前文引述的“身之主宰便是心……”四联句中，身、心、意、知、物几个关键词所对应的，正是《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中的经典论题：“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阳明与朱熹的对立是多层次的，对“格物”理解的不同是分歧之一。他认为朱熹“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只有“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135条)这是针对朱熹格物补传所作的批评。 　　 在阳明看来，朱熹所谓物，包括一草一木，是外在于心的事事物物。但“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