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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再评价 作者：刘锋杰 文学评论 2015年05期 　　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人们多责难它是工具论的文学观。王国维说它“无纯文学之资格”。周作人指出，以“孔子为中国文章之正宗”，“束缚人心”，“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后来又明确肯定“言志文学”，反对“载道文学”。陈独秀大加挞伐：“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胡适强调：“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的“物”主要指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刘半农认为：“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从“五四”前后转向20世纪80年代乃至新世纪，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没有停止。邱明正说宋代理学家“认为道是文的唯一源泉，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只是道的分泌物。这就把文艺的特性完全抹煞了”。张隆溪评价说：“文以载道，把文学看成传道明理的工具，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赵宪章表示：“文以载道的弊端就起因于文道二分。……所关心的并非最贴近审美经验的文，而是超越文的现实存在，直取道义本身。”上述三位学者都反对文学上的内容决定论，所以也都反对“文以载道”。 　　同步发展的古代文论研究，对这种批判有所弥补，其中郭绍虞与钱钟书是两个关键人物，但都未能扭转批判定势。郭绍虞系统研究了文道关系，形成三派四类型的说法，分指贯道派(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载道派(二程、朱熹为一类型、王安石为一类型)与明道派(以三苏为代表)，郭绍虞没有全盘否定贯道派与载道派，但更推崇明道派。郭绍虞揭示了文道关系的丰富性，本来可以作为评价“文以载道”的参照，可惜现代文论界忽略了这一成果。钱钟书意在打破言志与载道的二元对立，认为一论诗，一论文，“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照此理解，言志与载道本无高下优劣之分，更不是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尺。若启用钱钟书的观点，就很难简单地将“文以载道”否定掉，因为它只是一种有一定边界、专述某个问题、具有自身特性的观念，本来没有笼罩全部文学并解释它的功能，何以要从全部文学的整体性质角度来要求它、责难它？更进一步看，“文以载道”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文”概念，从道本体角度看文学，主要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文论观，无须承受现代纯文学观对其缺乏针对性的批判。 　　百年文论对“文以载道”的批判，犯了三个错：一，将孔孟污名化，认为孔孟代表了落后的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必除之而后快。即使是在古代文论界，也未能避免这个病症。殊不知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孔孟之道自有其生成的特殊性及其对民族精神建构的有效性。二，将道与政治相混淆，在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自然反对文以载道。可是，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成为特定政治的对抗者，载道之作往往就是批判之作。三，将载道观与文学的创作规律相隔离，认为它是对文学形式的完全否定，可事实上载道派往往是文学大家，甚至是第一流的文学家，这足以证明载道与从事创作不是必然冲突的。 　　一 “文以载道”：一种“文论原型” 　　其实，“文以载道”是一种“文论原型”，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演递中反复出现，共有一种观念基础，所形成的不同称谓之间具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这个原型历经各代的阐释，当然具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凝聚成它的核心内涵，以此作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形成古代文学的某一传统特性。研究“文以载道”有两种方式：一是研究它的历代变迁，由此入手研究及阐发各家不尽相同的观点，这是一种相异性研究；一是研究它的变中不变，由此入手淡化各家的相异性，寻找其作为“文论原型”的共约性。 　　历时的把握可见“文以载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在孔孟处，发生了这一思想，践履仁政的坚定与提出“思无邪”的诗教，埋下了载道观的一颗种子。至扬雄、刘勰，道开始与儒道结合，并提出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提出了“文从道出”与“文以明道”的观点，文道观的雏形初现。在韩愈与柳宗元这里，载道观正式形成，载儒家之道，写天下文章，既为理论又为实践。至宋代，欧阳修及三苏的登场，理学家二程、朱熹的出现，使得载道观趋向全面化与体系化。五四以来，现代文论界的批判，倒是揭示了载道观不能兼容于现代文学观的古典性与独特性。类型的把握可见文以载道在不同阐释之中形成了某些共识，这正是它在传统文论领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主要表现为以“文—道”关系为论述核心，从道的一面衍生出德、理、事，构成“道→德→理→事”的论述框架，论德、论理与论事，都与论道相通，所以，不能简单地抓住论述中的重德、重理或重事，就将其与论道相分离。相反，也不能抓住论述中的重道，就将其与论德、论理与论事相分离。如经学家论德、道学家论理、政治家论事与古文家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