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的效应与法律遵从度以汽车限购为例的实证分析.pdfVIP

行政法学研究 年第 期 2013 3 公共决策的效应与法律遵从度 ——以“汽车限购”为例的实证分析 杨解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教授） 摘  要：如何保障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和避免公共治理的失灵，无疑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的决 策状况。以当前的 “汽车限购令”为例，其决策过程存在着漠视 民意、政府与民众对立和互不信赖的 双输局面，其决策结果存在着负面的示范效应、冲击汽车市场、培植畸形市场、与区域一体化趋势相悖、 侵害公民法律权利等诸多负面作用，在利益考量上存在着 “法益”失衡现象，在决策依据、内容、程 序和形式等方面存在若干违法情形。鉴此，需要通过相应的阻却机制使违宪或违法的公共决策归入无效， 而责任机制的约束和矫正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决策 ；法益权衡 ；法律权威 ；责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 ：DF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078 （20 13）03-063-07 一、问题：失灵的治理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棘手或敏感问题，政府的回应往往是作出一些激励性或限制性 的对公众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决策；而公众对政府的介入与干预则是一种矛盾心态—— 既期待又恐惧， 且惶恐往往多于期待。时下，政府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出台了限制居民购房的 “住房限购令”；为了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限制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北京、上海和广州还制定了 “汽车限购令”。但是，这 些治理政策在实施中似乎失去了发挥功能的作用，房价越调越涨，车辆限购限行的城市交通拥堵依然。 那么，为何政策工具失灵、公共治理没有成效？这一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引发人们的进一步追问：政府 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是否有失妥当？在形成决策的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其决策的导向结果——正面效 应还是负面作用？这些决策是否建立在科学、民主和合法的基础上？民众会对其决策做出何种反应？ 这些无疑是需要公共决策者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汽车限购”为对象，分析公 共决策所传导出的效应、利益衡量、民意尊重和法律权威等因素，从而探求建立一种保障公共决策科学、 民主和合法的机制。 北京、上海和广州，都已进入汽车限购时代。虽然三市采取的举措各有不同，但其目标都旨在 “缓 解交通拥堵”。上海是最早通过车牌拍卖而限制车辆增加的城市，自1994 年开始，上海就对中心城区 新增私车额度通过投标拍卖的方式进行总量调控。北京市自20 10 年开始通过摇号限牌的方式对新增小 客车数量进行指标调控。20 12 年6 月30 日，广州市出台汽车 “限购令”，20 12 年7 月31 日发布了 《广 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开始试行集上海与北京两种做法为一 体的 “摇号+ 竞拍”的限牌办法；试行近一年之后，20 13 年6 月26 日发布了 《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 调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自20 13 年7 月1 日开始实施，有效期为5 年。由于广州市 是不同于上海和北京的省会所在地的市，其限牌举措是在总结北京和上海的做法之后而推出的限牌新 政，且经过试行期的过渡，凡此种种皆有诸多值得令人回味之处，因而本文重点以广州市的汽车限购 为样本展开多视点的分析。 二、负效应还是正能量：决策的过程与结果分析 63 行政法学研究 年第 期 2013 3 （一）过程及其负效应 在没有任何信息披露的情况下，20 12 年6 月30 日晚，广州市政府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广 州市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