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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洋、大陆——两重天地 一、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 1．人与自然 人们原来都认为生物与非生物有质的区别，可现在的科学表明：生物是由非生物进化而来的。科学家们按照物质组织的分类等级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生物又以低等级不断向高等级进化：由原始的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然后又进化到有脊椎动物---鱼。大约在3亿年前，一些脊椎动物和旁系中某些无脊椎动物、植物一起，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在古生代的石炭纪和二叠纪，几乎所有高级脊椎动物的祖先都已摆脱了水中生活的限制，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当然在从水中向陆地的过渡中，两栖动物（如蛙、水蜥、梭尾螺等）自然成为其过渡形式。接着爬行动物大批登场，伴随着中生代的霸主---恐龙的突然灭绝，哺乳动物这一具有高级生命形式的生物种群又登上了自然界的舞台，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在这个哺乳动物种群中的一支---灵长类的基础之上，通过物种分化而诞生了。 回首人类的由来，我们首先要肯定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是我们人类得以孕育的母土，我们人类离不开自然，更不要， 也不应该指望征服自然，我们只能并应该顺应自然，有限地利用自然所许可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绝不应该只因为掌握了围海造田和人工降雨的一些微末手段，就异想天开地去幻想制约和征服自然，相反，我们人类以及我们所创造的文明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毫无例外的受自然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自然界中的高级生物，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一点。 2．人类文明与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既与人类有如此休戚相关的关系，那么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果——人类的文明就自然与自然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的文明，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发生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外的自然环境。原始人“茹毛饮血”，采撷果实，或居于洞穴、或露宿于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和生产都深深地依赖地理环境。进入文明之后，随着人类自身巨大潜能的逐渐发挥，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表面看来似乎有所淡化和隐化，但实际情况是，人类的文明程度愈高，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的范围也愈益扩大和深化。今天，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都是建立在无数对自然宇宙的新发现、新认识和众多新材料、新方法产生的基础之上。所以，无论对人类历史的哪一阶段进行研究，都决不能忽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作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的舞台背景，历史事实与地理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7年）在所著《论空气、水、居处》一书中认为人的性格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不同，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一课题论述得较为典型的西方作家是希腊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834年---公元前322年）。他在其《政治学》等著作论述了地理环境与城邦的规模、军事防御、商业贸易直至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1] 他创立了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考察范围之内。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在其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抛弃了中世纪传统的四大帝国的世界史分期法，而全部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来考察世界历史的进程。他把世界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阶段：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让·博丹在相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性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理论，毫无疑问，这要比中世纪的神学史观要进步得多。 最终系统阐述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的性格、法律体系等综合影响的重要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论述了人怎样因气候的不同而导致性格方面的差异以及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等等。他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在寒冷的国家， 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极端敏锐的。气候是用纬度加以区别的，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用人们感受性的程度加以区别。”[2]孟德斯鸠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民比较容易忍受奴役，而寒带地区的人则更偏爱自由。他还说：“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