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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鲁番文书又一新发现 　　摘要：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编撰的“冯氏藏墨”之《翰墨丹青》中，新近披露了一件高昌出土的唐贞观六年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横幅长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冯氏藏墨中还有四件尚未刊布的高昌文书，其中有吐蕃文书、粟特文书各一件，其文物价值自不待言，期待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并作进一步探研 关键词：冯氏藏墨；高昌文书；妙法莲华经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建设计划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1-0103-06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编撰的“冯氏藏墨”之《翰墨丹青》中①，新近披露了一件高昌出土的唐贞观六年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横幅长卷。这是冯先生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在新疆时所购得 一、文书的真伪辨识 冯永轩（1897―1979），历史学家，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今武汉大学），得国学大师黄侃指导。1924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先后??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冯永轩先生在清华国学院的研究题目为“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匈奴史”，由王国维先生指导。受王国维先生影响，冯永轩先生致力边疆史地探究，曾亲赴西域考察。1935年，在统治新疆的盛世才的邀请下，冯永轩率家人入疆，盛世才委以新疆师范（当时新疆最高学府）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礼遇甚隆。② 冯永轩先生收获的唐贞观六年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长卷，当在此时期。正如冯天瑜先生在《翰墨丹青“敦煌、吐鲁番（古称高昌）文书除被斯坦因等西方人运走外，尚有散留民间者，先父1935―1936年间在新疆以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身份获得一件，当在情理之中。”③ 关于此件文书的真伪，冯天瑜先生撰文说：“名士文墨，历来有赝品、仿作渗入，故辨伪是书画之学不可或缺部分。我们在整理藏墨时，对一些古旧而又署以大人物名号的作品特别用心反复研讨，不敢贸然定论。如题签中书令臣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的长卷字幅，余本不敢相信是唐代物件，曾推测为后世抄本。后经认真考辨，特别是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唐人抄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作比较，发现二者的材质（硬黄纸）、书写格式、字形都十分相近。”又，冯永轩先生从新疆获得此件文书后，“自此他将其视为最重要的藏品，多次邀学者题跋：抗日战争期间在鄂东，国学大师王葆心撰“高昌出土唐人写经”横幅；在安徽，1945年文物学者孙百朋作跋；抗战胜利后任教西北大学，1947年请西大历史系关百益教授题词；回武汉后，1953年又有篆刻大家唐醉石题词。有鉴于此，冯天瑜先生指出：“这些精研文物的学者都仔细观摹过该写经，认定其可靠性。综合以上，初步判断高昌出土墨绘纸本为唐人写经，是冯氏藏墨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④ 在《翰墨丹青》刊布的该件文书之后，冯天瑜先生又撰文说：“自东汉以降，关中一带便有硬黄纸工艺，唐代初中期盛产硬黄纸（晚唐以降此种工艺衰微），晋、唐间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以此纸抄经。硬黄纸用枸树皮加工制作，以黄色药汁浸染（故纸呈黄色）后加蜡，此两项工艺，前者防蛀，后者减少水的浸入，可使纸质保存千余年不腐（西北的高寒干燥气候也是此纸抄本得以长期保存的另一原因）。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斯坦因获敦煌莫高窟唐人《妙法莲华经》手卷的书写材料即硬黄纸，冯永轩所藏高昌出土《法华经》抄本的书写材料也是硬黄纸。详加比对，发现二者不仅书写材料一致，而且书写格式（包括纸本皆有隐线纵格）、字形都十分相近（如两本中的「?o」字皆写为「无」，此为晋、唐间的写法）。故冯永轩藏高昌出土《法华经》第五卷抄本，是唐代书写本。”⑤ 随后，冯先生又将此件文书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唐人抄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以彩页图版的形式，详加比对，体现了他的审慎和严谨的态度 二、文书的珍贵价值 冯永轩藏高昌出土《法华经》第五卷的唐代抄本，据《翰墨丹青》刊布的图文显示⑥：原卷装帧形式为卷轴装，单面抄写，首残尾全，原卷首行起“绕三?，合掌恭敬，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以赞叹”，尾落款云：“中书令臣魏徵重译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原件存111列，列约17字，即原卷文字长达将近两千字 原卷有两处粘合的痕迹，尤其第二个粘合处（第55列至56列之间），原卷佛经文字前后不够衔接，应当被人为裁剪所致，似乎为近人粘合的可能性较大，而非原卷原始粘合。原卷首列至第55列，为《妙法莲华经从地踊出品第十五》，中间被人为剪断，从第56列至末尾（第111列），为《妙法莲华经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原卷第54―55列为：“尔时释迦牟尼分身诸佛，从无量千万亿他方国土来者，在于八方诸宝树下，师子座[上]”，此为《妙法莲华经从地踊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