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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方法 ——媒介批评之我见 王瀚东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翰东（1954∽　），男，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从事传播学研究。 内容提要　在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中自觉地利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厚资源，对媒介进行整体的、方法论的思考，应是对媒介批评的基本理解。媒介批评应表现出反思的特点、人文思考的特点，从而和传统的媒介研究的“科学性”形成对比。对媒介批评所做的学科界定，不应成为新一轮的学术“圈地运动”。我们所要做的是努力敞开传播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思想方法，通过媒介批评提供一个思考的途径，使传统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和当代哲学以及其他思想领域的接触中，形成开放和互涉的文本。 关 键 词 传播 媒介批评 结构主义 语言分析 　　我的身旁放着美国学者詹姆斯·凯利的《传播作为文化》[i]一书，这部著作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在该书第一章的开头，凯利讲述了一个纯属他个人的学习心得。他说，许多年前当他准备认真研读传播学文献时，有位智者建议他从哲学家杜威的著作开始入手，而采纳这一建议成为他日后获益匪浅、从不后悔的一件事。究竟是什么使凯利在传播学研究中特别提到杜威呢？这要从杜威对“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独特的“词源学”理解说起。在杜威看来，英文词汇“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cation）之间有着相同的词源联系，并且这一联系有着词语含义之外的意义：“人们因其共同拥有之事物而生活于一社区内；传播是他们获得共同拥有之事物的途径。他们必须共同拥有之的是……目的、信仰、追求、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如社会学者所说的志同道合。这样的事物不像砖头那样能够物理性地从此处搬运到彼处；也不像人们分食一块苹果馅饼那样，划分成若干有形的等分即可分享……同义共识(consensus)需要传播。”[ii]　很大程度上是在杜威的启发之下，凯利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看待传播的观点和概念，他称之为“传送”（transmission）的传播观和“仪式”（ritual）的传播观。 　　把传播理解为传送，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按照凯利的说法，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的最普遍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前，英汉字典对communication的翻译是“交通”、“通讯”、“传输”。经过一番争议之后，学界有保留的选择了“传播”这一译法，仍然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发送”、“交流”等含义。“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为了控制的目的而对信号和信息的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在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的习惯性思维的症结处，深深扎根着这样的理念：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凯利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美国学思的“传送”的传播观，它的功能主义和行为学的表达语汇已近穷尽，成为了一种不断重复已有成果的、毋庸置疑的学术。而我们知道，对学术思想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题，或至少提不出新的问题。最近以来国内在对所谓“第四媒体”的大讨论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学术用来消解问题的巨大而简明的能量。 　　把传播理解为仪式，对于我们也不陌生。中国古代对礼仪的重视，可以追述到孔子对诗书礼乐教化作用的认识言论。“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的“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仪式的传播观不仅指向信息的空间性延展，而且指向社会的时间持恒；不仅指向信息的发送行动，而且指向被分享的信念的展现。”按照这样的理解，“研究传播，就是去审视实际的社会作用过程，在其中有意味的象征形式被创造、被领悟、被使用。”[iii]　由此，传播学研究的资源就不仅是技术、政治、经济或心理、行为，而且蕴含于思想、文化和传统之中。还是杜威的话：“（人类）社会不仅是以交流和传播而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交流和传播中存在。”[iv]　在这里，介词“以”(by) 和“在”(in) 的差异，实际上是两种传播观的差异，即中国哲学概念上的“器”和“道”的差异。如果把社会存在和交流传播“捆绑”在一起研究，必然要引入哲学批评层面的思考方法，来弥补工具性认识的不足。 　　于是，凯利对我们的启发，不仅表现在他从杜威的思想所引出的精辟见解，而且也表现在他从哲学出发进入传播学研究的方式自身。翻开该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和人名索引，我们看到，取代了传统新闻传播学教程里经常引用的那些书或人，现当代哲学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频频出现于文本中。如，巴赫金 (M．Bakhtin)、巴特 (R．Barthes)、本雅明 (W．Benjamin)、布尔迪厄 (P．Bourdieu)、福科 (M． Foucault)、罗蒂 (R． Rorty)、海德格尔（M．Heidegger）、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