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璞童话儿童形象的得与失.docVIP

浅谈宗璞童话儿童形象的得与失 　　摘要：宗璞童话随处可见儿童的身影，作者借鉴心理描写技法，为读者展现了儿童隐秘的内心世界。但遗憾的是，她笔下的儿童形象大多是扁平的，缺乏典型性。 　　关键词：宗璞童话；儿童形象 　　 　　在童话文本中，作者宗璞大胆借鉴心理描写技法，为读者展现了儿童天真、纯洁但又复杂的内心世界。但在童话中，由于作者关注更多的是自我对人生的体验，对生命的感触，而忽略了对儿童形象的塑造，以至于她笔下的儿童形象大多是扁平的，缺乏儿童应有的生命特质。 　　一、走向儿童内心 　　宗璞在刻画儿童形象时，一反传统的以儿童的性格、外貌、言行为中心的写法，而是深入其内心，展现其意识的流动，反映儿童隐秘的内心世界。如《关于琴谱的悬赏》细腻地刻画了儿童因说谎而引起的心理变化。儿童安安认为每天练琴太枯燥乏味，于是索性把琴谱藏了起来，谎称琴谱丢了。诚实的安安并没有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相反却不安起来。教室里，心不在焉的安安觉得草地上的小黄花，黑板上的数字6和9仿佛都是从琴谱里掉出来的音符，它们无处存身，便责问安安琴谱在哪。放学回家的路上，安安感到就连蒿草上也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音符，她们在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的指挥下，一起责备安安的诚实、毅力、善良。而且这些音符还专门砌了一堵高高的墙，挡住安安回家的路。惶恐之下，安安不得不说出琴谱的去向。回到家后，还主动向妈妈承认错误。想撒谎但又不敢撒谎，由撒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焦虑与不安，这便是儿童的世界，天真但又不失复杂。 　　展现儿童的内心，反映儿童复杂的心理变化，这在刻画儿童形象上不能不说是前进的一步。作者宗璞之所以能迈出这前卫的第一步，是因为她深受西方现代派，尤其是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宗璞接触西方现代派文学从“文革”时便开始了。“由于工作，我在六十年代就接触到西洋现代文学，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都读过。‘文革’前夕，我们正研究卡夫卡，当时是作为批判任务的。但只有经过文革才懂得，文革的惨痛经验用这种极度夸张极度扭曲的办法最好。”[1]1978年，重新提笔后，宗璞“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常考虑如何继续写童话。”当她长期穿梭于小说和童话这两种文体之间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技法也运用到了童话中。 　　二、扁平的儿童形象 　　阎纲在《小英雄人物的塑造》一文中谈到：“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因而它严格地要求：写儿童，必须象儿童：写儿童，贵在有儿童的思想，儿童的情趣，儿童的行为，儿童的语言，儿童的爱好和习惯。离开这一切，就是取消了儿童文学。”[2]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的创作，离不开对儿童的书写，而一个典型的、深受儿童读者喜欢的儿童形象首先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儿童，即有着儿童的心理、儿童的思维方式、“儿童的语言”“儿童的行为”“儿童的情趣、爱好”。但宗璞童话中，尽管也活跃着一些儿童的身影，春儿、小男孩、小玉、采采、岱岱、安安、勉儿、孟里等。但他们却没有鲜明的个性，缺乏儿童本身应有的天真、活泼、快乐的情趣。如《花的话》中的小男孩留给读者唯一的印象是他喜欢采摘二月兰；《吊竹兰和蜡笔盒》中的小玉只是个帮妈妈照顾吊竹兰的乖孩子；《书魂》中的采采则比较调皮，喜欢捣乱；《锈损了的铁铃铛》中的勉儿只是一个拥有风铃的儿童。 　　宗璞童话中的儿童，之所以缺乏鲜明的个性，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着意于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儿童在童话文本中扮演的不再是主角，而是处于文本的从属地位。他们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帮助作者更好地叙事、更好地表情达意。如《花的话》中小男孩的出现，打断了众花比美论贵的行为，帮作者将爱的感情转移、投注在默默奉献的二月兰身上。换言之，小男孩帮助作者明确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在万紫千红的花园里，小男孩却更喜欢采摘躲在墙角、不引人注意的二月兰，他要将二月兰送给自己亲爱的老师；《吊竹兰和蜡笔盒》一年级小学生小玉在文中扮演了见证者的角色。妈妈要出差，照看吊竹兰的任务便落在了小玉的肩上。小玉在深夜听到吊竹兰和蜡笔盒的对话：“我不要别人给我涂什么颜色，我要的是我自己，要的是从我自己生命里发出来的颜色。”“我从来不拒绝改变。但那必须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发出来――尽管那很痛苦，很艰难――”“因为我有生命，而生命并不只是活着。”在儿童的眼中，“一切都等同于有生命的‘我’，不能区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现象，而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还是人）都作为有生命的和有情感的对象来加以对待。”[3]儿童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其更容易与无生命的植物打成一片。因此作者在《吊竹兰与蜡笔盒》一文中安排小玉这一人物角色，不仅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感、说服力。同时表达了自我对生命的看法。由此可见，作者在文本中刻画这些儿童形象，其真正意图并不是为了取悦儿童，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我，表达长期以来郁积于内心的生命体验。因为在作者看来，“童话就是反映人生的一首歌。那曲调应是优美的，那歌词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