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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摘要】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观点是从女性主义立场进行阐发的，而且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贡献；局限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其理论基础为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行动纲领为“从边缘走向中心”。女性主义在英国经历了200多年 ,第一次思潮发端于 19世纪末至 20世纪 60年代 ,第二次思潮发生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后期。20世纪70-8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也从最初的反抗男权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女性主义的倡导者Simon(西蒙 )在她的著作 ―――《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政治传播 》中引用 Lise Gauvin《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中的话语:“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政治活动 ,其目的是让语言为女性说话。我的翻译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和策略使女性在语言中得以体现。”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对传统翻译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 　　女性主义发源于加拿大，介绍女性主义作品和理论的专刊--《特色拉》（Tessera）的出版标志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正式开始。通过它，更多人开始了解和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注意到翻译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开辟和全新的翻译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家苏珊妮.德.劳特宾尼尔.哈乌尔德、谢丽.西蒙（Sherry.Simon）、路易斯.梵.芙洛托（Luise von Flotow）三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贡献尤其突出。 　　哈乌尔德在1991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专著《双语人：翻译――女性主义的再改写》（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ng as a Feminine Rewriting）中，将人类语言分为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并总结出人类社会的统治语言是男性的语言。在作为双语人的她看来社会“听得见”的声音都来自于男性，而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声音被局限在狭小的天地里，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语言。于是哈乌尔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翻译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再改写，在翻译得过程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性主义者的作品时翻译者应该时刻注意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让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被听到，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被看到。她还提出了对语言进行“性化处理”的观点，让语言女性化。谢丽.西蒙出版的《翻译中的性别：文化特征和转换的政治性》（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将女性主义和文化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给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领域的“Bible”。西蒙提出翻译不是简单的转化而是各文本和社会性论文构成的临时网络中意义创造和传播过程的延续，翻译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一种改写，这种改写意味着译者主观性的体现。路易斯.梵.芙洛托出边的《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更是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通过对历史上有所成就的女翻译家的总结梵.芙洛托提出对女性翻译有利的文化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时即产生。芙洛托总结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主要由三种：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劫持（hijacking）。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一）、贡献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澄清了翻译研究中很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为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贡献了力量：阐释了忠实与叛逆的辩证关系，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正如男性对于女性的权威只是父权制社会中一种的文化建构一样，原作对于译作的主导也是人为的神话。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正的。创造、叛逆与忠实处于对立的两极，译者徘徊于两端难以平衡，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将忠实指向“一项读者和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译者 /译文忠实还是叛逆作者/ 原文，只要是以女性主义观点为核心，服从女性主义的政治要求，服务于女性主义的写作方案，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译者自己所持的观点与看法，都是可以接受的译文。译者就不只是消极、被动的意义传输者，而变成了积极、主动的意义创造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译者从原作者“仆人”的窘况中解放出来，客观上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