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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立法 　　摘要：国际海底富含大量的矿产资源，各国开始关注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相关海洋环境问题相伴而生，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缔约过程中，各国在“区域”环境保护事项上形成了基本统一意见。《公约》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国内立法亦有相应的环境考量。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和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先驱国家，需制定相关法律，履行成员国制定“区域”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之义务，以减轻乃至免除作为担保国的担保责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应纳入海洋法中，同时应当参考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另外该法应当成为激励中国参与“区域”开发活动之立法，在立法原则上采取一般预防原则而非风险预防 关键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立法；海洋环境保护 为了规范人类在深海海底区域活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为《公约》）在第11部门“区域”部分中将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确定了下来。随着“区域”资源的开发，来自“区域”内活动的污染已经成为六类海洋环境污染之一。从1967年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有关海底资源讨论开始到1982年《公约》通过，关于区域部分一直争论不断。在（1990～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非正式商讨阶段，对成员国最关心的问题作了梳理后，会议确定了一些可能导致公约迟迟未生效事项。然而关于海底区域开发中的环境考量，成员国之间却达成了罕见的基本一致的意见，各方都认为在深海活动中进行环境保护是不容置疑的，要防止在深海海底区域勘探和开采过程中造成海洋环境污染。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展开，中国日渐成为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先驱国家，我们有必要进行海底区域开发立法，而这项立法的内容必然涉及海底区域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制度 一、海底区域开发国内环境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中国于1996年批准《公约》，2015年7月20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获得东太平洋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这是中国获得的第四块专属勘探矿区，与开发实践相比，法律的滞后性凸显。中国需要弥补相关法律空白，确立包括环境保护制度在内的“区域”开发制度，以履行作为《公约》成员国的义务即制定相关法律规则的义务。此外，随着中国获得第四块专属勘探矿区，中国作为担保国的责任由虚变实，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是减轻乃至免除担保国责任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再者，从《公约》到国内法相关制度的设计，可以避免新的“共有地的悲剧” 1.履行缔约国制定“区域”相关环境保护制度之义务 《公约》第11部分“区域”部分，将全人类共同遗产这一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根据《公约》第11部分第156条第1款的规定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所有缔约国都是管理局的当然成员，而管理局是管理缔约国勘探和开采国际深海海底资源的行政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是负责缔约国勘探和开采海底资源的主要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具体的勘探和开发海底资源的行政法规，制定相关的标准，并监督缔约国成员在作业时对标准的遵守，建立具体的勘探开发资源的制度；此外《公约》第145条规定：对“区域”内活动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为此目的，管理局应当制定适当的规则、规章和程序 管理局的义务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制定相应的规则、规章和程序，二是包括保护海洋环境在内的直接规定。但是管理局作为一个管理机构，其对第二部分义务的履行实际上有赖于其成员即各缔约国履行其义务，具体从《公约》相关条款可以看出。《公约》第12部分第193条规定缔约国“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第235条“各国有责任履行其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国际义务”。针对“区域”内资源的开发《公约》第11部分第139条规定“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区域内活动”。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实际义务承担者应当是各缔约国，那么缔约国具体如何承担此项义务呢？实际上区域内从事具体开发活动主体范围非常广泛，管理局并不是直接进行具体开发活动的主体，缔约国国家也不是当然主体。当然任何符合条件的主体从事的实际开发活动都是经过管理局许可的，从理论上看是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的在“区域”内的活动，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推论，管理局对因“区域”开发造成的污染负有当然的责任。这种逻辑有点类似于国内环境保护中对政府环境责任的一种误解。管理局确实负有在“区域”开发中的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但是管理局的义务实际上应是履行对各缔约国的监管责任，通过它的监管来确保缔约国及隶属于缔约国的活动者在该区域内的活动。因此管理局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则有赖于各缔约国履行其相应的义务，而缔约国履行义务又依赖于具体从事区域开发活动的主体履行其义务。最终防止因区域开发造成环境问题的责任要么归于隶属不同国家的人要么归于国家。国际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