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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视角下的新文化运动课堂新探 松江一中 秦晋婷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基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开设的公开课，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新文化运动仍然有可待挖掘的余地。恰巧，教研员向我推荐了王奇生教授的文章《陈独秀如何把新青年包装成畅销杂志？》，本文涉及到新青年杂志发行量的简单数据，同时提到金观涛、刘青峰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出现频度的计量分析；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到了金观涛、刘青峰的文章《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在教研员的鼓励下，我决定另辟蹊径，在本课大量使用历史数据，从计量史学的角度来重现思考新文化运动。 计量史学或者量化史学在高中历史教育里面较少涉及，原因有很多。首先，计量史学产生的年代较晚，“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开始发轫，” 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其次，计量史学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深入理解，与此同时，也对计算机相关技术的掌握提出了较高要求，这都使得计量史学具有更多交叉学科的特性，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外，具体到中国，计量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涉及 ，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比较缺乏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技能的培养训练，特别是高中教育过早地文理分科，导致文科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欠缺。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历史教师们都视计量史学为畏途，然而，“计量史学的产生，无论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讲，还是从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上来讲，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过往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么太侧重于朝代史、政治史，此外，以往的历史研究过于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层面，对于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下结论的时候，往往只能是猜测性的，而不一定能从统计意义上进行严谨逻辑推论，做排他性实证论证。” 计量史学对于高中教育来说，必然是一扇全新的打开思维的天窗，即使对于高中生不能做过高要求，但至少可以培养高中生的计量史学的数据证史意识。 以下是教学中的部分环节论述展示。 一、小荷才露尖尖角——初步感受数据使用 材料一：“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1000本。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 材料二：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振。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一万五六千份的印数在当时甚为可观了。据称《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也是一万五千份。 ——王奇生《陈独秀如何把新青年包装成畅销杂志？》 《新青年》杂志享有盛名，被誉为一代名刊。这个说法久而久之会让人形成某种误解，以为《新青年》创刊之初就石破天惊，时人趋之若鹜，然而事实上，早期的新青年籍籍无名，非常普通。通过数据的前后对比，学生很容易可以得出以上结论。由此，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历史数据可以使得研究更加直观、具体。通过数据引用，学生可以初步体会数据证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透过数据分析历史、证实历史，感受数据背后的证据价值。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再次领悟数据之功效 《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内中包含通信、随感录、编辑部通告等各类文字），「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民主」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790次。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目前史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那么，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占有同等地位呢？我向同学们出示了该段材料，并请同学们思考，材料中的数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从数据对比中学生自然得出，新文化运动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但民主和科学并非同等重要，二者也并非没有偏颇。长期以来的主观印象的虚妄及臆断由此得到纠正。另外，democracy有诸多不同翻译，证明时人对democracy有诸多不同理解，也就是说时人对于democracy的认知是有歧义的，其概念并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 三、山重水复疑无路——自主讨论探究 为了更好地探讨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金观涛和刘青峰对《新青年》杂志中democracy出现频度进行了统计，对《新青年》中用于翻译democracy的三个词“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分别进行计量和意义分类，然后从总体上看democracy的意义类型变化及使用频度。 经过前面教师使用历史数据分析历史现象的示范，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分小组自由讨论、自